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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礼物（第2页）

大家都是文明人，要讲法制，凭什么我老丈人挖的黄河要我负责？

杨渊真是不愿意自己出师未捷就先惹上一个在陕西官面上任职的仇人。

“当然是好事，但是对名声来说却不好。”

杨世禄忧心忡忡：“王春石这种人在东林之中是什么风评？我们身为东林，跟他走得这么近，是要出事的。”

杨渊很理解杨世禄地担忧，因为从自己平时看到的朝廷里流出来的信息来看，王应熊、杨嗣昌、甚至丁魁楚他们都是一类人。

都是孤臣。

后世有一种风气，把刚愎当成雄心，觉得只要上马几个政策，就能把国家面貌改变一新。

这种话说说可以，别当真理。

因为朱由检就是这样的人。

杨渊记得提起拯救大明王朝，各种策略多得是，起手就是打压文官集团，再来就是征收江南富户，最后就是重用武人。

这些看似新鲜的政策，朱由检都用过了。

崇祯九年，也就是明年，会有一个名叫陈启新的武举人上奏崇祯皇帝，指出大明王朝的几大病根。

第一就是重用文官，只讲究科举取士。

昔日的贡生、举人现在没有上升前途。

第二就是言官误国，科道言官随便放炮，党同伐异，制造政争。

第三就是官绅太过有钱，建议朝廷“今何不幸而尽夺于中之缙绅乎？”

。

陈启新如此、杨嗣昌也如此，他们的建议听起来都是很好的，但是行使起来就是另外一回事。

比如加税助饷。

崇祯八年，东林党卢象升认为现在财政缺口很大，既然无法节流，那就只能开源。

加征的税收应该从富户手里出，凡纳税足够十两的富户要再增加百分之十的赋税。

东林党的户部尚书侯询则认为这钱应该从官员身上出。

官绅们每纳税一两的加税二钱，等于是扩张了百分之二十。

而富户之中纳税够五两的加税一钱，等于是扩张了百分之二。

然而崇祯皇帝并没有用这种刀砍在官员和地主身上的“东林党”

建议，而是决定每一两银子的赋税，加征百分之十。

这种做法就叫做不接地气，因为小民们已经过不下去了，任何针对普通民众的普遍性加税更会加大这种痛苦。

凡事不能只看账面的数字，后世外国学者看到明清税率的时候，认为明清税率低的吓人，美国汉学家魏斐德不能理解为啥老百姓们会造反，一如他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因为“虚无地道德主义”

坚决抗清一样。

然而在明末清初人张履祥的《补农书》，他作为一个小地主总结了自己平时的赋税压力。

各项加派、摊派加在一起占他经营收入百分之二十。

张履祥还不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他的农业是纯粹经济化的，他大量种植经济作物，收入超过普通农民太多。

对于普通的小农而言，这个压力会有多大？

有这样的圣明天子，如此敢作为，大明王朝不死才有问题。

明代的徐光启搞了板甲，望远镜、引进了西洋炮术。

瞿式耜还引进了葡萄牙雇佣兵。

福建巡抚熊文灿一年铸了三百多门十二磅红夷炮，后来林则徐铸了两百多门炮就敢虎门销烟，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自信。

老林是开眼看世界第一人，老熊又算什么？

崇祯五年，吕岑会战，新教联盟跟神圣罗马帝国军队决战，他们双方的各式大炮加在一起也不够一百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