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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01明州（第2页）

不过，现在的明州城却远不及一百多年前繁华。

开元以后，唐朝的国力渐渐衰退，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力不从心，吐蕃借机吞并陇右地区与河西走廊，北方的突竭茨人与东北的扶余人也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时机，渐渐地发展壮大起来。

在大赵立国之初，虽然吐蕃人因为内部原因退回了青藏高原，但突竭茨却已然坐大，牢牢地控制住北方的草原，扶余人也借着地理上的优势，一方面加紧与突竭茨争夺草原上的牧场，另一方面又在频繁南下骚扰大赵。

百余年来，大赵与扶余人打打停停，战争从来就没有真正地停止过。

为了保持对扶余的战略优势，太宗年间，大赵关闭了北方重要港口莱州港，并下令各地不得与扶余人贸易，“举凡贩私者，满百钱辄论罪；盈贯者，杖八十枷十天；五贯者徒一年；十贯者配军戍边。”

虽然这个禁海令只是针对扶余，但高丽国与扶余接壤，形貌相似语言也相通一一两国的官方语言都是长安腔的中原话，因此很难辨别出谁是高丽人谁是扶余人，于是大赵与高丽的贸易也受到很大影响。

禁海令之前，明州每年往来高丽的千石以上大海舟不下二百艘，其余小船无以计数，禁海令实施以后三年的时间不到，大舟数量便骤减至每年数十艘。

以后去往高丽的船只逐年递减，到宪宗年间，常年往来于明州高丽之间的海舟只剩下十数艘而已。

千石的大海舟不再向北方航行，百石的小海船自然也没有胆量独自踏上这条危险的航线，这条曾经繁忙无比的从明州和扬州出发去往高丽的海上商路，最终萧条下来。

在最为凄凉的东元十年和十一年，接连两年，在明州市泊司登记去高丽的船只竟然连一艘都没有。

向北的航线不再繁忙，商路几近断绝，再加上朝廷把原本设在明州的船舶司衙门转到了泉州，在广州新设市舶司衙门，本地只设了一个负责登记船只进出与征收货税的市泊司，而市泊使也不再如过去那样由浙东转运使兼任，而是由转运使另外委派一个从八品的官员担任，喧嚣一时的海上贸易顿时便是一落千丈。

虽然有不少海商转而南下开辟新的航路，想去到真腊去做贸易，但真腊及真腊以西的地方是泉州、广州和福州等地海商的传统势力范围，经过上百年的经营，营务得如同铁桶一般牢固，后来的明州人怎么可能在短时间里打开市场？因此，除了少数几家资本雄厚的大海商，其他的人莫不是碰得头破血流，他们不得不把目光从海上转到国内，从利润丰厚的海外贸易里回到靠天吃饭的土地上；或者，就是借着本地便利的水陆交通条件，在南方港口与中原腹地之间来回奔波着做点差价买卖，靠着别人手指缝里漏出来的那点残羹剩饭挣点辛苦钱。

随着这些变化，繁华一时的明州城也渐渐衰败下来……

但这还不够。

就在一个月前的四月中旬，朝廷突然发来一道公文，下令明州所辖各县片帆不得下海。

这立刻教当地人心惶惶。

五天之后，又发来一道更加严厉的文书，无论是本地还是外埠的船舶，只要靠岸就再不许离敢，有违犯者按通敌论处。

紧接着，浙东路的各地驻军就开始整哨整营地向明州方向移动，旬日之间，一城四县通向外地的陆上通道就全被堵了个严严实实。

不仅如此，那些被堵在码头不得回去的倒霉船家水手们还说了，他们看见外海上至少有百十条兵船在穿梭来回，其中不仅有明州当地的水师，还有泉州和福州的水师。

最近几艘被赶进港的船家，甚至指天发誓说他们看见了广州水师的旗号。

这就更加引起了人们的恐慌。

只是几天的工夫，市坊间就传出各种各样的流言。

有人说是南方有人造反，有人说是长江中上游出现大规模的流寇，还有的说这是朝廷要学着隋炀帝去渡海征伐高丽，更有人说这是天子要去海外找仙岛求长生不死药……直到市泊司衙门外挂起一个三江指挥衙门的新匾，新上任的指挥使贴出安民告示，告诉大家无须惊慌，这是朝廷在举行水陆联合演武；这才止住了越来越离奇的谣言。

安民告示上还说，凡是船家、水手、渔民等等靠海吃饭的百姓人家，每人每日发放三十五文制钱的误工，按市价折算成粮食也可以，由当地官府统一登记统一发放。

告示一出，原本惶恐不安的民众渐渐也就安定下来。

三十五文制钱的补偿更是让水手和渔民们的脸上笑开了花。

不过，那些货物被积压下来的商人们就哭了，特别是一部分有契约和约期的商人，更是觉得生不如死。

但指挥衙门说了，他们是奉命行事，出了这样的事情也没有办法，赔偿绝无可能，至多就是帮他们出具一份文书，等演武结束禁令解除之后他们自己带上去向对方作解释。

当然，也有些人觉得不象是要演武，证据就是新到翁洲岛上的那些兵卒似乎不是水师里的人，一个个人高马大，根本不象是南方人。

这些兵士也不是水师里的官兵，因为水师根本就没什么马匹，而这些兵士偏偏带来上百匹的健马，每天都用船运载着战马在海上行驶。

指挥衙门征用了大量千石以上的海舟，连同水师的大船一起，总计约有上百艘，并且在码头雇了不少的人工向舟船上搬运粮食和军械。

这些在码头下力气的人说，有两三只大海舟上装的全是铜钱，而且还是市面上很罕见的永宁通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