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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八章 年关（第3页）

。

新港南北各地新年祭祀庆贺暂且不表，但京城的明思宗朱由检这个年过的可是不踏实。

明崇祯十一年至十四年，河南之地，连年大旱，地震刚过，，紧接着蝗虫遮天蔽日，赤地千里，禾苗殆尽。

城中米、麦涨至五千钱一斗，饥民饿毙者无数，人相残食，民间籍籍。

洛阳城内要饭得人成群结队，城中居民也揭不开锅了。

百姓苦难惨不忍睹，官府腐朽依旧，民不聊生，以及怨声载道，民间沸腾。

值此之际，苛捐杂税依旧泛滥，朝廷向老百姓征收的赋税成倍地增加，名目有三：辽饷、剿饷和练饷。

当时明朝在东北与后金作战，故征辽饷以充军费。

后各地相继爆发农民起义，为筹集军费平定起义，又加派赋税，是为剿饷。

继而为应付清军南侵，明廷要训练边兵，于是又加派练饷。

合称“三饷”

。

“三饷”

本来都是正税之外临时性的赋税，开征剿饷时，崇祯皇帝曾满怀深情地表示，“暂累吾民一年”

。

但开征之后，几乎就成了定制，终明朝亡国也未曾革除。

明廷如此作为，无异于饮鸩止渴、杀鸡取卵。

更为可恶的是，百姓的负担增加幅度并非仅仅加派了“三饷”

而已，如此方便的名目，各级贪官污吏可不会放过这个搭便车搜刮的大好机会。

时人有记载：“暗为加派者，不知几百千万”

，“私派多于正赋”

。

甚至有的地方官吏捞了钱，却借口老百姓负担重，不忍心收，扣下饷银不上交中央，自己享用。

当时山东有些地方，百姓的负担竟然增加了六倍之多。

本来，征收“三饷”

，是为了筹集银钱维护内外秩序稳定，但如此做法并不能左右权势之家，文官富户不纳税者犹多，于是担子全加到了底层百姓身上，且年复一年的重，无疑是将百姓往死里逼，于是活不下去的百姓只能复朱重八旧例，起义之火四起。

但在朝廷看来，流寇越多，来年需要的平乱银钱就越多，只能再度加派，从其它地方再度榨取银钱，于是陷入死循环，中原起义之事愈演愈烈，由是时人感叹：“是驱民以为贼也，又何平贼之有！”

终崇祯一朝，碌碌之人不知凡几，国家有事，习惯性的将担子甩到小民头上，谁叫小民无权，最好欺负呢！

而崇祯至死，都没敢将枪口转向士绅富户，全国上下的士绅们，趴在帝国已经腐朽的尸体上，准备吸干最后一滴血，越是末年、乱年，他们的狂欢愈盛。

时值中原大地，起义军四起，各路起义军中，无疑是张献忠和李自成影响力最大。

明廷采纳杨嗣昌“四正六隅”

之方略，全力对付农民军，但杨嗣昌围剿张献忠等起义军为在陕西商洛地区养兵蓄锐数年的李自成提供了机会。

在张献忠率农民军转战四川，把绝大部分明军主力钳制在四川、湖广地区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