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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九章 人欲4400字（第2页）

总的来看广东与福建都应是甘薯在我国的最早登陆地，并以此为根基逐渐由东南沿海一线向内地传播，除东南沿海一路外，甘薯传播路径还由緬甸、云南一线形成西南陆路，通过这条路径传入甘薯也应该在万历年间。

后世甘薯与玉米并行，逐渐取代传统粮食作物的原因，仍是甘薯对环境的适应性较强，“不与五谷争地，凡瘠卤沙冈皆可以长”

，“地之不宜耕稼者唯种甘薯”

，田间管理也比较简单，按时播种、收获”

，就能“供一岁之需”

。

老幼皆可以食，饥焉得充，多焉而不伤，茎叶还能充作鸡犬之食。

由于这样的原因甘薯开始在全国各地传播，但由于古代的地理交通条件，又没有朝廷的重视和大规模推广以及后续培养合适的种子，加上关外鞑子打秋风，天灾人祸小冰期，以及日益紧张的土地兼并下，老朱家终于是将一手好牌打的稀烂。

明朝万历时期，天降猛男张居正，看清了此时正在走下坡路的明王朝，在他在担任首辅后便欲革除弊政，瞄上了由桂萼在嘉靖十年（1530）提出的“一条鞭法”

。

张居正在万历六年（1578）下令清丈全国土地，清查溢额脱漏，并限三年完成。

结果国家掌握的纳税田亩数达七百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比弘治时征税田额增三百万顷。

在这个基础上，最终张居正于万历九年（1581）采用一条鞭法，作为全国通行的制度

一条鞭法的实行，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缓解了经济危机，缓和了政治危机，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也给处于走下坡路的明王朝一线曙光。

但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病死后，一条鞭法失去了最有力的支持者，与秦国商君人亡政未熄的结果不同，万历皇帝朱翊钧早已耿耿于张居正的震主之威。

张居正当国十年，所揽之权是神宗的大权，这是张居正效国革新的需要，但他的当权便是神宗的失位。

在权力上面，张居正和神宗天然对立。

万历皇帝在张居正死后，下令抄其家，并削尽其宫秩，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而且险遭鞭尸，连家人都未幸免。

同时下诏书大骂已经去世的张居正是“谋国不忠”

的“大奸”

“恶贼”

！

人亡政息，张居正在位时所用一批官员有的削职，有的弃市。

而朝廷所施之政，也一一恢复以前弊端丛生的旧观。

整个神宗一朝，没有人敢为张居正喊冤。

直到天启（明熹宗朱由校年号）二年（1622年），垂危的明朝才想起昔日的大功臣张居正，予以复官复荫，但复官而不复政，朱明之亡，时也？命也？

非也！

老朱家自己作死，怪不了旁人。

1618年，明神宗万历四十六年，明廷因“辽事”

紧急，加派“辽饷”

，亩加银三厘五毫，第二年再加三厘五毫，第三年又加二厘，前后三征，即每亩征银九厘，超过农田正常亩产的一半，每年强征银五百二十万两。

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明朝宣布“辽饷”

亩再加征银三厘。

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明朝加征“练饷”

，每年征银七百三十余万两。

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明朝加征“剿饷”

，每年加派银三百三十余万两。

“辽饷”

、“剿饷”

、“练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