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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新世界（第2页）

实在惭愧。”

宋骁飞说：“梁总长，你日夜操劳，受累了。

外交部那边，可有合适的人推荐，来代替你参加这次北京和会？”

梁士诒便推荐了三十九岁的外交次长陆徵祥和三十二岁的外交次长曹汝霖。

“他们两个，能力真的行吗？”

宋骁飞一听，虽然有点吃惊，但没有否定梁士诒的提议，问道。

他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宋骁飞深深懂得“外交是不能靠所谓的爱国情绪的，外交能力代表一个政府的智商高度”

。

他穿越前看过一本《历史真相》的书，陆徵祥和曹汝霖这两位历史教科书上巴黎和会上的“铁杆汉奸”

，大抵是被冤枉的。

历史上的陆徵祥，对中华民国现代外交体制的建设贡献卓著。

国会通过的“外交部官则”

，即出自陆徵祥手笔。

外交部内设“一处一室一厅四司”

：秘书处、参事室、总务厅、外政司、通商司、交际司、庶政司，部长下新设一次长，四秘书，分管英、日、法、德相关业务，参事则负责法规与条约之研究草拟。

陆徵祥主掌外交其间，竟然敢禁止大总统向外交部“疏通”

人事，坚持选拔“不闹笑话之外交官”

，凡无外语外事专业者不予授职，袁世凯之侄儿也因此离任，顾维钧则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返国即被延揽入部。

至于外馆，陆徵祥废止了清代由大使统筹包办使馆人事与财政权的旧规，外馆预算改由中央每年核拨决算，外馆正式人员皆须经中央政府考核任命。

总而言之，民国初立，中央各部专业化程度甚低，唯有外交部一枝独秀，培养了不少杰出的外交官，为中国这一“弱国”

争取到较多利权。

即便是在巴黎和会上，史实原貌也和百年来的刻板印象差距很大，中国外交取得了重大胜利，弄得日本外交部灰头土脸，钳制日本在东亚扩张，为三年后收回山东主权打下了坚实基础。

而曹汝霖，早年是晚清民国的高级官员，曾鼓吹君主立宪，反对孙大炮的“革命”

，所以背上了历史污名。

其实他非常热衷于慈善活动。

每年冬天，曹家都向拉洋车的车夫施舍100套棉衣。

施舍的方式也比较特别，每次由家里当差的抱着几套棉衣出门，看见街上有衣不蔽体的车夫，便雇他的车，拉到僻静的小胡同，叫车停下来，施舍给车夫一套，然后再去物色下一个对象，不伤害他们的尊严。

由曹汝霖发起，共有20多人出资，在阜城门内白塔寺沟沿建了一所医院。

取名中央医院，属于慈善性质，用这20万元支撑医院的开支。

穷人来看病，一概不收医疗费。

曹汝霖一直担任中央医院的院长、名誉院长等职，经费方面都由他筹措，冬季用煤也由他任董事长的井陉正丰煤矿公司供给，但曹汝霖不从医院拿任何薪水。

最为难得的是曹汝霖不在日伪政权任职。

在日寇袭津，曹汝霖出面给日军打电话说：“新车站住的都是难民，不是军人。

并无敌对行动，为何要开枪射击这些无辜的老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