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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两三一章 鏖战淞沪力行（第4页）

那么，对执政的、有家有业的国民党员来说，又该怎么根绝他们的贪欲呢？

刘健群认为，这不是个人问题，也不是宣传和教化所能解决的，而是“方法不好，制度不完善，内容不充实”

。

他为此谈到，要铲除腐败，一方面，党员之间不应贫富悬殊，以至引发同僚的失衡，进而导致腐化；另一方面，他们的生活、工作、灾病，“都应该永远有保障”

。

在刘健群看来，这么一来，腐败也就根绝了。

正因此，举凡遗产、田租、股权收入、高薪，都是腐败之源，“新成员应把超过团体规定的财产全部交给团体”

；与此同时，刘健群的目光也投向了成员的日常生活。

他说，无论灾病、子女的教育、老人的赡养还是自身的养老，“所有必要开支……都将由团体支付”

；他表示，“以这种方式，团体成员‘绝不会发财、也不会挨饿’”

。

他并且认为，这么做，“能保证精英们合格的革命献身精神，并防止旧国民党最严重的症状，即腐败”

……

凡此种种，不能不让人想起“公社”

、类乌托邦的实践。

五四前后，公社理想曾席卷了成千上万的青年；以工读互助团为象征，在北京、上海等地，一度出现了几十个公社。

但没有一个公社能维持一年以上。

又何止于此？刘健群认为，私有财产观念与家庭、与几千年的中国生活方式密切相关，为此，国民党应以青年为主体，杜绝一切老朽的、陈腐的、没落的分子；作为崭新的中国要素，海外华侨不受旧观念旧礼教的束缚，“应占党员……一半以上”

；在他们的感召下，在国民党内部，“与同志的关系高于一切，几倍于弟兄亲属之爱”

……

凡此种种，更让人想到晚清以来的中国思想脉络。

以谭嗣同为例，他不是认为五伦中唯“朋友”

为真么？以孙中山为例，他不是认为只有海外华侨，才是新中国的希望么？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例，他们不是曾赞助过工读互助团，试图以公社的、“无私产”

的乃至无家庭的实验，缔造一个崭新的中国、崭新的世界么？……所有这一切，在1931年，又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一个年仅29岁的青年文人的思想资源。

他并试图杂糅这一切，将之引入政党学领域。

1931年秋天，也是以这些思考为出发，刘健群在南昌组织了一个小小的、仅有六名成员的团体。

这个团体有一个朴素而清新的名字，“布衣团”

。

几十年后，面对易劳逸教授，已年近古稀的刘健群谈到，“布衣团最主要的特色……是限制成员的个人财产”

。

又何止是布衣团、公社式反腐？也是1931年，一本名为《法西斯蒂真相》的小册子中译本在上海出版了，它很快进入了刘健群的视野。

是这本小册子，连同刘健群澎湃而狂乱、清新却荒诞的思考，不仅左右了布衣团的未来命运，它也伏笔着千里之外的力行社，此后几年不可承受的悲欢与变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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