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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部 三朝北盟 第三十五章（第1页）

此种大逆不道的言论，自然是群情汹汹，加上大宋朝廷中向来不禁止官员议论，当时便有多人出班驳斥此论，儒家经典祖宗家法还有若干前贤事例，如同一颗颗出膛炮弹一般，雨点般向高强飞去。

高强怕不怕？他眉毛都不颤一下，甚至连反驳的意思都没有一点。

在他看来，所谓儒家思想对于社会发展的消极方面之一，正是在于这种以思想和教条来限制实务的制度，看上去是某种民主思想的滥觞，但是监察制度在实践中往往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结果就是干实事的人倒霉，导致即使不是整个国家，也是一地的十万、百万人民跟着受罪。

而那些不干事却在旁边指手画脚的人，他们付出的成本却顶多是个人几年的官场蹉跎而已，长此以往，整个社会的风气自然就走向因循苟且，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御史制度以及所有官僚体制内部的监察，其实都是想的好而作不到，还不如拿下。

以他眼下的能量，还不足以撼动居于绝对统治地位的儒家体制，事实上也并没有完全推翻的必要。

但是现实的问题，就是御史台的监察触犯到高衙内自己的利益了，那就要毫不客气地予以抵制，如果你当真有真凭实据，依法入罪，那还罢了，现在这样没有凭据都可以拿掉边臣，岂不是把国家大事当作儿戏一样的不负责任？

“陛下，今毛御史所论宗泽之罪，多系捕风捉影，臣试为陛下明辨之。”

等到各位大臣的异议稍稍平息，高强就好似没有看到这些几乎要喷到他脸上的口水一样，这才开始慢条斯理地说及今日的正题。

“首论开边生事一项。

陛下，那辽东之民多系历年避战火逃至辽东之人，其家园本在北在东。

所避战火者自谁而生？非女真起兵击辽莫属。

女真素无仁义之训。

其人惟务劫掠烧杀，所到之处掳劫良民为奴，残破州县，占田霸产，而契丹兵败无以抗之，故而辽东之民流离失所，丧父亡妻于女真者不知凡几。

其怨女真也入骨。

是故辽东常胜军之与女真者，虽无大战，然连年边境上俱有争斗，非自宗泽始，何以御史奏疏中不及往事，而皆谓宗泽之过？且宗泽到任之后，首务安集百姓，收降人之心，使其人心皆向大宋。

倘若强以邦交之名，严令辽东之民不许向女真生事复仇。

是失人心之所望，乃促之为乱也。

且女真与我大宋虽有往来，邦交未定，边疆迄未划封，何来开边生事之说？此其妄也。”

毛注是直接当事人，正要出来驳斥，哪知只说了“陛下”

两个字，高强即时截入道：“我奉旨面对辨白。

毛御史何可乱我语？莫非有大不恭意？”

毛注老脸涨得通红，待要分辨时，高强却又转过头去不理他，径自向赵佶道：“陛下。

毛御史所参二罪。

滥施爵赏，乃以花荣、史文恭等封爵为言。

臣请为陛下辩明。

昔日辽国乱象方显，女真不曾起兵，臣因已于御前定平燕之策，故而分遣忠诚之士为北地细作，察探其国中虚实，花荣等二百五十六人皆因此时入辽东。

彼时花荣已为常胜军统领官，纵使不获战功，亦可家门富贵三世不坠，然而彼激于忠义，甘心自蹈虎狼之地，数载间七十余战，为国朝收取辽东四十三州立下大功，郭药师等辽国之人所以甘心南投我朝者，多因花荣为其言，史文恭、徐宁、栾廷玉等为其爪牙。

是乃以数百之众，得辽东之地，国朝二百年来，武将之功有此之重乎？此汉班超定西域之功也，旌以节钺，不亦壮哉！”

说到这里，高强霍地转过身来，指着毛注冷笑道：“毛御史，若你与花荣易地相处，敢问能成此功否？能于敌国绝域数年而不忘忠义，终能成其大功归朝否？”

毛注气得浑身发抖，憋了半天才憋出一句话来：“某，某，某自然有此忠义！”

甭管事实上能不能做到，但嘴头上不输人，乃是言官的强项。

哪知高强却应声笑道：“然则毛御史亦知此为忠义，乃国士之风也，以节钺旌表其门，不亦宜乎？且辽东之土，汉人居半，辽东之兵，汉人四万，花荣为汉军之首，少说也得与郭药师分庭抗礼，若郭药师得节钺之封，花荣仅得一小将，其势何以服众？倘若军心不服生变，敢问毛御史能否平之？纵使能平，伤损亦重，与一节钺相较，孰重孰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