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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五种标准,除了第四种外,皆是今后写通史的人所当自觉地,严格地,合并采用的。
不过它们的应用远不若它们的列举的容易。
由于第三种标准,对文化价值无深刻的认识的人不宜写通史。
由于第五种标准,“知古而不知今”
的人不能写通史。
再者要轻重的权衡臻于至当,必须熟习整个历史范围里的事实。
而就中国通史而论,这一点绝不是个人一生的力量所能做得到的。
所以无论对于任何时代,没一部中国通史能说最后的话。
所以写中国通史永远是一种极大的冒险。
这是无可奈何的天然限制,但我们不可不知有这种限制。
除了“笔削”
的标准外,我们写通史时还有一个同样根本的问题。
经过以上的标准选择出来的无数史实,并不是自然成一系统的。
它们能否完全被组织成一系统?如是可能,这是什么样的系统?上面说过,众史事不是孤立无连的。
到底它们间的关系是什么样关系?同时的状况,历史的一“横切片”
的种种色色,容可以“一个有结构的全体之众部分的关系”
(RelationBetweenPartsofAnOrganizedWhole)的观念来统驭,但历史不仅是一时的静的结构的描写,并且是变动的记录。
我们能否或如何把各时代各方面重要的变动的事实系统化?我们能否用一个或一些范畴把“动的历史的繁杂”
(ChangingHistoricalManifold)统贯?如其能之,那个或那些范畴是什么?
我们用来统贯“动的历史的繁杂”
可以有四个范畴。
这四个范畴也是过去史家自觉或不自觉地部分使用的。
现在要把它们系统地列举,并阐明它们间的关系。
(甲)因果的范畴。
历史中所谓因果关系乃是特殊的个体与特殊个体间的一种关系。
它并不牵涉一条因果律,并不是一条因果律下的一个例子。
因为因果律的例子是可以复现的;而历史的事实,因其内容的特殊性,严格地说,是不能复现的。
休谟的因果界说不适用于历史中所谓因果关系。
(乙)发展的范畴。
就人类史而言,因果的关系是一个组织体对于另一个组织体的动作,或一个组织体对其自然环境的动作,或自然环境对一个组织体的动作(Action),或一个组织中诸部分或诸方面的交互动作(Interaction)。
而发展则是一个组织体基于内部的推动力而非由外铄的变化。
故此二范畴是并行不悖的。
发展的范畴又包括三个小范畴。
(1)定向的发展(TeleologicalDevelopment)。
所谓定向的发展者,是一种变化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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