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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第10页）

孔子到孟子百多年，照这方面“进化”

，不免到了“诗亡春秋作”

之说。

孟子说“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

头一句颇可注意。

以狭义论，《春秋》中齐桓晋文事甚少。

以广义论，齐桓晋文事为霸者之征伐会盟，未尝不可说《春秋》之“事则齐桓晋文”

。

孔子或孔子后人做了一部书，以齐桓晋文之事为题目，其道理可想。

又“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

翻作现在的话，就是说，虽然以历史为材料，而我用来但为伦理法则之施用场。

《春秋》大不类孟子的工具。

如孟子那些“于传有之”

的秘书，汤之囿，文王之囿，舜之老弟，禹之小儿，都随时为他使唤。

只有这《春秋》，大有些不得不谈，谈却于他无益的样子。

如谓春秋绝杀君，孟子却油油然发他那“诛一夫”

“如寇仇”

“则易位”

的议论。

如谓“春秋道名分”

，则孟子日日谈王齐。

春秋之事则齐桓晋文，而孟子则谓“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

。

这些不合拍都显出这些话里自己的作用甚少，所以更有资助参考的价值。

当年少数人的贵族社会，自然有他们的标准和舆论，大约这就是史记事又笔削的所由起。

史绝不会起于客观的记载事迹，可以由宗教的意思，后来变成伦理道德的意思起，可以由文学的意思起。

《国语》自然属下一类，但《春秋》显然不是这局面，孔子和儒宗显然不是戏剧家。

总括以上的涉想，我觉得《春秋》之是否孔子所写是小题，《春秋》传说的思想是否为孔子的思想是大题。

由前一题，无可取证。

由后一题，大近情理。

我觉得孔子以抓到当年时代的总题目而成列国的声名，并不是靠什么六艺。

孔子、六艺、儒家三者的关系，我觉得是由地理造成的。

邹鲁在东周是文化最深密的地方。

六艺本是当地的风化。

所以孔子与墨子同诵诗书，同观列国春秋。

与其谓孔子定六艺，毋宁谓六艺定孔子，所以六艺实在是鲁学。

或者当时孔子有个国际间的大名，又有好多门徒，鲁国的中产上流阶级每引孔子以为荣，于是各门各艺都“自孔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