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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中文网 www.81xs.la,最快更新大淖记事最新章节!

    “到我舱里来坐坐。我有不少橘子,这么重,才真不方便。我这是请客了。”

    我的票子其实就在身上,不过我还是回去一下。我知道我是应当等一会才去赴约的。半个钟头,差不多了吧。当然我不能吹半点钟风,因为我已经吹了不止半点钟风。而且她一定预料我不会空了两手去,她知道我昨天过生日。(她能记得多少时候,到她自己过生日时会不会想起这一天?想到此,她会独自嫣然一笑,当她动手切生日糕时。她自有她的秘密。)现在,正是时候了。

    弟弟放午课回家了,为折磨皮鞋一路踢着石子。河堤西侧的阴影洗去了。弟弟的音乐老师在梅瓶前入神,鸟声灌满了校园。她拿起花瓶后面一双手套,一时还没想到下午到邮局去寄。老詹的钟声颤动了阳光,像颤动了水,声音一半扩散,一半沉淀。

    “好,当然来。我早闻见橘子香了。”

    差点儿我说成橘子花。唢呐声音消失了,也消失了湖上的雾,一种消失于不知不觉中,而且使人知觉于消失之后。

    果然,半点钟之内,她换了袜子。一层轻绡从她的脚上褪去,和怜和爱她看看自己的脚尖,想起雨后在洁白的浅滩上印一弯苗条的痕迹,一种难以言说的温柔。怕太娇纵了自己,她赶快穿上一双。

    小桌上两个剥了的橘子。橘子旁边是那头白猫。

    “好,你是来做主人了。”

    放下手里的一盒点心,一个开好的罐头,我的手指接触到白色的毛,又凉又滑。

    “你是哪一班的?”

    “比你低两班。”

    “我怎么不认识你?”

    “我是插班进去的,当中还又停了一年。”

    她心里一定也笑,还不认识!

    “你看过我弟弟?”

    “昨天还在我表姐屋里玩来的。放学时逗他玩,不让他回去,急死了!”

    “欺负小孩子!你表姐是不是那里毕业的?”

    “她生了一场病,不然比我早四班。”

    “那她一定在那个教室上过课,窗户外头是池塘,坐在窗户台上可以把钓竿伸出去钓鱼。我钓过一条大乌鱼,想起祖母说,乌鱼头上有北斗七星,赶紧又放了。”

    “池塘里有个小岛,大概本来是座坟。”

    “岛上可以捡野鸭蛋。”

    “我没捡过。”

    “你一定捡过,没有捡到!”

    “你好像看见似的。要橘子,自己拿。那个和尚的石塔还好好的。你从前懂不懂刻在上头的字?”

    “现在也未见得就懂。”

    “你在校刊上老有文章。我喜欢塔上的莲花。”

    “莲花还好好的。现在若能找到我那些大作,看看,倒非常好玩。”

    “昨天我在她们那儿看到好些学生作文。”

    “这个多吃点不会怎么,笋,怕什么。”

    “你现在还画画么?”

    “我没有速写簿子。你怎晓得我喜欢过?”

    我高兴有人提起我久不从事的东西。我实在应当及早学画,我老觉得我在这方面的成就会比我将要投入的工作可靠得多。我起身取了两个橘子,却拿过那个手笼尽抚弄。橘子还是人家拿了坐到对面去剥了。我身边空了一点,因此我觉得我有理由不放下那种柔滑的感觉。

    “我们在小学顶高兴野外写生。美术先生姓王,说话老是‘譬如’‘譬如’,——画来画去,大家老是一个拥在丛树之上的庙檐:一片帆,一片远景;一个茅草屋子,黑黑的窗子,烟囱里不问早晚都在冒烟。老去的地方是东门大窑墩子,泰山庙文游台,王家亭子……”

    “傅公桥,东门和西门的宝塔,……”

    “西门宝塔在河堤上,实在我们去得最多的地方是河堤上。老是问姓瞿的老太婆买荸荠吃。”

    “就是这条河,水会流到那里。”

    “你画过那个渡头,渡头左边尽是野蔷薇,香极了。”

    “那个渡头,……渡过去是潭家坞子。坞子里树比人还多,画眉比鸭子还多……”

    “可是那些树不尽是柳树,你画的全是一条一条的。”

    “………………”

    “那张画至今还在成绩室里。”

    “不记得了,你还给人改了画,那天是全校春季远足,王老师忙不过来了,说大家可以请汪曾祺改,你改得很仔细,好些人都要你改。”

    “我的那张画也还在成绩室里,也是一条一条的。表姐昨天跟我去看过。”

    我咽下一小块停留在嘴里半天的蛋糕,想不起什么话说,我的名字被人叫得如此自然。不自觉地把那个柔滑的感觉移到脸上,而且我的嘴唇也想埋在洁白的窝里。我的样子有点傻,我的年龄亮在我的眼睛里。我想一堆带露的蜜波花瓣拥在胸前。

    一块橘子皮飞过来,刚好砸在我脸上,好像打中了我的眼睛。我用手掩住眼睛。我的手上感到百倍于那只猫的柔润,像一只招凉的猫,一点轻轻的抖,她的手。

    波——,岂有此理,一只小小的船安这么大一个汽笛。随着人声喧沸,脚步忽乱。

    “船靠岸了。”

    “这是××,晚上才能到□□。”

    “你还要赶夜车?”

    “大概不,我尽可以在□□耽搁几天,玩玩。”

    “什么时候有兴给我画张画。——”

    “我去看看,姑妈是不是来接我了,说好了的。”

    “姑妈?你要上了?”

    “她脾气不大好,其实很好,说叫去不能不去。”

    我揉了揉眼睛,把手笼交给她,看她把速写簿子放进箱子,扣好大衣领子,知道她说的是真的。

    “箱子我来拿,你笼着这个不方便。”

    “谢谢,是真不方便。”

    当然,老詹的钟又敲起来了。风很大,船晃得厉害。每个教室里有一块黑板,黑板上写许多字,字与字之间产生一种神秘的交通,钟声作为接引。我不知道我在船上还是在水上,我是怎么活下来的。有时我不免稍微有点疯,先是人家说起后来是我自己想起。钟!……

    辜家豆腐店的女儿

    豆腐店是一个“店”,怎么会有个女儿?然而螺蛳坝一带的人背后都是这么叫她。或者称作“辜家的女儿”、“豆腐店的女儿”。背后这样的提她,有一种特殊的意味。姓辜的人家很少,这个县里好像就是两三家。

    螺蛳坝是“后街”,并没有一个坝,只是一片不小的空场。七月十五,这里做盂兰盆会。八九月,如果这年年成好,就有人发起,在平桥上用杉篙木板搭起台来唱戏。约的是里下河的草台班子,京戏、梆子“两下锅”,既唱《白水滩》这样摔“壳子”的武打戏,也唱《阴阳河》这样踩跷的戏。做盂兰盆会、唱大戏,热闹几天,平常这里总是安安静静的。孩子在这里踢毽子,踢铁球,滚钱,抖空竹(本地叫“抖天嗡子”)。有时跑过来一条瘦狗,匆匆忙忙,不知道要赶到哪里去干什么。忽然又停下来,竖起耳朵,好像听见了什么。停了一会儿,又低了脑袋匆匆忙忙地走了。

    螺蛳坝空场的北面有几户人家。有两家是打芦席的。每天看见两个中年的女人破苇子,编席。一顿饭工夫,就织出一大片。芦席是为大德生米厂打的。米厂要用很多芦席。东头一家是个“茶炉子”,即卖开水的,就是上海人所说的“老虎灶”。一个像柜子似的砖砌的炉子,四角有四个很深的铁铸的“汤罐”,满满四罐清水,正中是火眼,烧的是粗糠。粗糠用一个小白铁簸箕倒进火眼,“呼——”火就猛升上来,“汤罐”的水就呱呱地开了。这一带人家用开水——冲茶、烫鸡毛、拆洗被窝,都是上“茶炉子”去灌,很少人家自己烧开水,因为上“茶炉子”灌水很方便,省得费柴费火,烟熏火燎,又用不了多少。“茶炉子”卖水,不是现钱交易,而是一次卖出一堆“茶筹子”——一个一个长方形的小竹片,一面用铁模子烙出“十文”、“二十文”……灌了开水,给几根茶筹子就行了。“茶炉子”烧的粗糠是成挑的从大德生米厂趸来的。一进“茶炉子”,除了几口很大的水缸,一眼看到的便是靠后墙堆得像山一样的粗糠。

    螺蛳坝一带住的都是“升斗小民”,称得起殷实富户的,是大德生米厂。大德生的东家姓王,街上人都称他王老板。大德生原来的底子就厚实,一盘很大的麻石碾子,喂着两头大青骡子,后面仓里的稻子堆齐二梁。后来王老板把骡子卖了,改用机器碾米,生意就更兴旺了。大德生原是一个米店,改用机器后就改称为“米厂”。这算是螺蛳坝唯一的“工厂”。每天这一带都听得到碾米的柴油机的铁烟筒里发出节奏均匀的声音:蓬——蓬——蓬……

    王老板身体很好,五十多岁了,走路还飞快,留一撇乌黑的牙刷胡子,双眼有神。

    他的大儿子叫王厚辽,在米厂里量米,记账。他有个外号叫“大呆鹅”,看样子也确是有点呆相。

    二儿子叫王厚堃,跟一个姓刘的老先生学中医。长得眉清目秀,一表人才。

    大德生东墙外住着一个姓薛的裁缝。薛裁缝是个老实人,整天只知道低头做活,穿针引线。他的老婆人称薛大娘。薛大娘跟老头子可不是一样的人,她也“穿针引线”,但引的是另外一种线,说白了,就是拉皮条。

    大德生门前有一条小巷,就叫作辜家巷,因为巷子里只有一家人家。辜家的后门就开在巷子里,和大德生斜对门,两步就到了。后面是住家,前面是做豆腐的作坊,前店后家。

    辜家很穷。

    从螺蛳坝到草巷口,有两家豆腐店。豆腐店是发不了财的,但是干了这一行也只有一直干下去。常言说:“黑夜思量千条路,清早起来依旧磨豆腐。”不过草巷口的一家生意不错。一清早卖豆浆,热气腾腾的满满一锅。卖豆腐,四大屉。压百叶,百叶很薄,很白。夏天卖凉粉皮。这凉粉皮是用莴苣汁和的绿豆粉,颜色是浅绿的,而且有一股莴苣香。生意好,小老板两个月前还接了亲。新媳妇坐在磨子一边,往磨眼里注水,加黄豆,头上插一朵大红剪绒小小的囍字。

    相比之下,辜家豆腐店就显得灰暗,残旧,一点生气也没有。每天只做两屉豆腐,有时一屉,有时一屉也没有。没本钱,买不起黄豆。辜老板老是病病歪歪的,没有一点精神。

    辜老板老婆死得早,没有留下一个儿子,跟前只有一个女儿。

    辜家的女儿长得有几分姿色,在螺蛳坝算是一朵花。她长得细皮嫩肉,只是面色微黄,好像是用豆腐水洗了脸似的。身上也有点淡淡的豆腥气。

    一天三顿饭,几乎顿顿是炒豆腐渣,不过总得有点油滑滑锅。牵磨的“蚂蚱驴”也得扔给它一捆干草。更费钱的是她爹的病。他每天吃药。王厚堃的师父开的药又都很贵,这位刘先生爱用肉桂,而且旁注:“要桂林产者。”每天辜家女儿把药渣倒在路口,对面打芦席和烧茶炉子的大娘看见辜家的女儿在门前倒药渣,就叹了一口气:“难!”

    大德生的王老板找到薛大娘,说是辜家的日子很难,他想帮他们家一把。

    “怎么个帮法?”

    “叫他女儿陪我睡睡。”

    “什么?人家是黄花闺女,比你的女儿还小一岁!我不干这种缺德事!”

    “你去说说看。”

    媒人的嘴两张皮,辣椒能说成大鸭梨。七说八说,辜家女儿心里活动了,说:“你叫他晚上来吧。”

    没想到大呆鹅也找到薛大娘。

    王老板是包月,按月给五块钱。

    大呆鹅是现钱交易。每次事完,摸出一块现大洋,还要用两块洋钱叮叮当当敲敲,以示这不是灌了铅的“哑板”。

    没有不透风的墙,螺蛳坝巴掌大的一块地方,那么多双眼睛,辜家女儿的事情谁都知道了。烧茶炉子、打芦席的大娘指指戳戳,咬耳朵,点脑袋,转眼珠子,撇嘴唇子。大德生的碾米的师傅、量米的伙计议论:“两代人操一张×,这叫什么事!”——“船多不碍港,客多不碍路,一个羊也是放,两个羊也是赶,你管他是几代人!”

    辜家的女儿身体也不好,脸上总是黄白黄白的,她把王厚堃请到屋里看病。王厚堃给她号了脉,看了舌苔,开了脉案,大体说是气血两亏,天癸不调……辜家女儿问什么是“天癸不调”,王厚堃说就是月经不正常。随即写了一个方子,无非是当归、枸杞之类。

    王厚堃站起身来要走,辜家女儿忽然把门闩住,一把抱住了王厚堃,把舌头吐进他的嘴里,解开上衣,把王厚堃的手按在胸前,让他摸她的奶子,含含糊糊地说:“你要要我,要要我,我喜欢你,喜欢你……”

    王厚堃没有想到她会这样,只好和她温存了一会儿,轻轻地推开了她,说:

    “不行。”

    “不行?”

    “我不能欺负你。”

    王厚堃给她掩了前襟,扣好纽子,开门走了。

    王厚堃悬崖勒马,也因为他就要结婚了,他要保留一个童身。

    过了两个月,王厚堃结婚了。花轿从辜家豆腐店门前过,前面吹着唢呐,放着三眼铳。螺蛳坝的人都出来看花轿,辜家的女儿也挤在人丛里看。

    花轿过去了,辜家的女儿坐在一张竹椅上,发了半天呆。

    忽然她奔到自己的屋里,伏在床上号啕大哭。哭的声音很大,对面烧茶炉子的和打芦席的大娘都听得见,只是听不清她哭的是什么。三位大娘听得心里也很难受,就相对着也哭了起来,哭得稀溜稀溜的。

    辜家的女儿哭了一气,洗洗脸,起来泡黄豆,眼睛红红的。

    七里茶坊

    我在七里茶坊住过几天。

    我很喜欢七里茶坊这个地名。这地方在张家口东南七里,当初想必是有一些茶坊的。中国的许多计里的地名,大都是行路人给取的。如三里河、二里沟、三十里铺。七里茶坊大概也是这样。远来的行人到了这里,说:“快到了,还有七里,到茶坊里喝一口再走。”送客上路的,到了这里,客人就说:“已经送出七里了,请回吧!”主客到茶坊又喝了一壶茶,说了些话,出门一揖,就此分别了。七里茶坊一定萦系过很多人的感情。不过现在却并无一家茶坊。我去找了找,连遗址也无人知道。“茶坊”是古语,在《清明上河图》、《东京梦华录》、《水浒传》里还能见到。现在一般都叫“茶馆”了。可见,这地名的由来已久。

    这是一个中国北方的普通的市镇。有一个供销社,货架上空空的,只有几包火柴、一堆柿饼。两只乌金釉的酒坛子擦得很亮,放在旁边的酒提子却是干的。柜台上放着一盆麦麸子做的大酱。有一个理发店,两张椅子,没有理发的,理发员坐着打瞌睡。有一个邮局。一个新华书店,只有几套毛选和一些小册子。路口矗着一面黑板,写着鼓动冬季积肥的快板,文后署名“文化馆宣”,说明这里还有个文化馆。快板里写道:“天寒地冻百不咋(5),心里装着全天下。”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已经过去,这种豪言壮语已经失去热力。前两天下过一场小雨,雨点在黑板上抽打出一条一条斜道。路很宽,是土路。两旁的住户人家,也都是土墙土顶(这地方风雪大,房顶多是平的)。连路边的树也都带着黄土的颜色。这个长城以外的土色的冬天的市镇,使人产生悲凉的感觉。

    除了店铺人家,这里有几家车马大店。我就住在一家车马大店里。

    我头一回住这种车马大店。这种店是一看就看出来的,街门都特别宽大,成天敞开着,为的好进出车马。进门是一个很宽大的空院子。院里停着几辆大车,车辕向上,斜立着,像几尊高射炮。靠院墙是一个长长的马槽,几匹马面墙拴在槽头吃料,不停地甩着尾巴。院里照例喂着十多只鸡。因为地上有撒落的黑豆、高粱,草里有稗子,这些母鸡都长得极肥大。有两间房,是住人的。都是大炕。想住单间,可没有。谁又会上车马大店里来住一个单间呢?“碗大炕热”,就成了这类大店招徕顾客的口碑。

    我是点名住到这种大店里来的呢。

    我在一个农业科学研究所下放劳动,已经两年了。有一天生产队长找我,说要派几个人到张家口去掏公共厕所,叫我领着他们去。为什么找到我头上呢?说是以前去了两拨人,都闹了意见回来了。我是个下放干部,在工人中还有一点威信,可以管得住他们,云云。究竟为什么,我一直也不太明白。但是我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

    我打好行李,挎包里除了洗漱用具,带了一支大号的3B烟斗,一袋掺了一半榆树叶的烟草,两本四部丛刊本《分类集注杜工部集》,坐上单套马车,就出发了。

    我带去的三个人,一个老刘、一个小王,还有一个老乔,连我四个。

    我拿了介绍信去找市公共卫生局的一位“负责同志”。他住在一个粪场子里。一进门,就闻到一股奇特的酸味。我交了介绍信,这位同志问我:

    “你带来的人,咋样?”

    “咋样?”

    “他们,啊,啊,啊……”

    他“啊”了半天,还是找不到合适的词句。这位负责同志大概不大认识字。他的意思我其实很明白,他是问他们政治上可靠不可靠。他怕万一我带来的人会在公共厕所的粪池子里放一颗定时炸弹。虽然他也知道这种可能性极小,但还是问一问好。可是他词不达意,说不出这种报纸语言。最后还是用一句不很切题的老百姓话说:

    “他们的人性咋样?”

    “人性挺好!”

    “那好。”

    他很放心了,把介绍信夹到一个卷宗里,给我指定了桥东区的几个公厕。事情办完,他送我出“办公室”,顺便带我参观了一下这座粪场。一边堆着好几垛晒好的粪干,平地上还晒着许多薄饼一样的粪片。

    “这都是好粪,不掺假。”

    “粪还掺假?”

    “掺!”

    “掺什么?土?”

    “哪能掺土!”

    “掺什么?”

    “酱渣子。”

    “酱渣子?”

    “酱渣子,味道、颜色跟大粪一个样,也是酸的。”

    “粪是酸的?”

    “发了酵。”

    我于是猛吸了一口气,品味着货真价实、毫不掺假的粪干的独特的、不能代替的、余韵悠长的酸味。

    据老乔告诉我,这位负责同志原来包掏公私粪便,手下用了很多人,是一个小财主。后来成了卫生局的工作人员,成了“公家人”,管理公厕。他现在经营的两个粪场,还是很来钱。这人紫膛脸,阔嘴岔,方下巴,眼睛很亮,虽然没有文化,但是看起来很精干。他虽不大长于说“字儿话”,但是当初在指挥粪工、洽谈生意时,所用语言一定是很清楚畅达,很有力量的。

    掏公共厕所,实际上不是掏,而是凿。天这么冷,粪池里的粪都冻得实实的,得用冰镩凿开,破成一二尺见方大小不等的冰块,用铁锹起出来,装在单套车上,运到七里茶坊,堆积在街外的空场上。池底总有些没有冻实的稀粪,就刮出来,倒在事先铺好的干土里,像和泥似的和好。一夜工夫,就冻实了。第二天,运走。隔三四天,所里车得空,就派一辆三套大车把积存的粪冰运回所里。

    看车把式装车,真有个看头。那么沉的、滑滑溜溜的冰块,照样装得整整齐齐,严严实实,拿绊绳一煞,纹丝不动。走个百八十里,不兴掉下一块。这才真叫“把式”!

    “叭——”的一鞭,三套大车走了。我心里是高兴的。我们给所里做了一点事了。我不说我思想改造得如何好,对粪便产生了多深的感情,但是我知道这东西很贵。我并没有做多少,只是在地面上挖一点干土,和粪。为了照顾我,不让我下池子凿冰。老乔呢,说好了他是来玩的,只是招招架架,跑跑颠颠。活,主要是老刘和小王干的。老刘是个使冰镩的行家,小王有的是力气。

    这活脏一点,倒不累,还挺自由。

    骡马大店的东房,——正房是掌柜的一家人自己住的。南北相对,各有一铺能睡七八个人的炕,——挤一点,十个人也睡下了。快到春节了,没有别的客人,我们四个人占据了靠北的一张炕,很宽绰。老乔岁数大,睡炕头。小王火力壮,把门靠边。我和老刘睡当间。我那位置很好,靠近电灯,可以看书。两铺炕中间,是一口锅灶。

    天一亮,年轻的掌柜的就推门进来,点火添水,为我们做饭,——推莜面窝窝。我们带来一口袋莜面,顿顿饭吃莜面,而且都是推窝窝。——莜面吃完了,三套大车会又给我们捎来的。小王跳到地下帮掌柜的拉风箱,我们仨就拥着被窝坐着,欣赏他推窝窝的手艺。——这么冷的天,一大清早就让他从内掌柜的热被窝里爬出来为我们做饭,我心里实在有些歉然。不大一会儿,莜面蒸上了,屋里弥漫着白蒙蒙的蒸汽,很暖和,叫人懒洋洋的。可是热腾腾的窝窝已经端到炕上了。刚出屉的莜面,真香!用蒸莜面的水,洗了脸,我们就蘸着麦麸子做的大酱吃起来。没有油,没有醋,尤其是没有辣椒!可是你得相信我说的是真话:我一辈子很少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那是什么时候呀?——一九六〇年!

    我们出工比较晚。天太冷。而且得让过人家上厕所的高潮。八点多了,才赶着单套车到市里去。中午不回来。有时由我掏钱请客,去买一包“高价点心”,找个背风的角落,蹲下来,各人抓了几块嚼一气。老乔、我、小王拿一副老掉了牙的扑克牌接龙、蹩七。老刘在呼呼的风声里居然敢把脑袋缩在老羊皮袄里睡一觉,还挺香!下午接着干。四点钟装车,五点多就回到七里茶坊了。

    一进门,掌柜的已经拉动风箱,往灶火里添着块煤,为我们做晚饭了。

    吃了晚饭,各人干各人的事。老乔看他的《啼笑因缘》。他这本《啼笑因缘》是个古本了,封面封底都没有了,书角都打了卷,当中还有不少缺页。可是他还是戴着老花镜津津有味地看,而且老看不完。小王写信,或是躺着想心事。老刘盘着腿一声不响地坐着。他这样一声不响地坐着,能够坐半天。在所里我就见过他到生产队请一天假,哪儿也不去,什么也不干,就是坐着。我发现不止一个人有这个习惯。一年到头的劳累,坐一天是很大的享受,也是他们迫切的需要。人,有时需要休息。他们不叫休息,就叫“坐一天”。他们去请假的理由,也是:“我要坐一天。”中国的农民,对于生活的要求真是太小了。我,就靠在被窝上读杜诗。杜诗读完,就压在枕头底下。这铺炕,炕沿的缝隙跑烟,把我的《杜工部集》的一册的封面熏成了褐黄色,留下一个难忘的、美好的纪念。

    有时,就有一句没一句,东拉西扯地瞎聊天。吃着柿饼子,喝着蒸锅水,抽着掺了榆树叶子的烟。这烟是农民用包袱包着私卖的,颜色是灰绿的,劲头很不足,抽烟的人叫它“半口烟”。榆树叶子点着了,发出一种焦煳的,然而分明地辨得出是榆树的气味。这种气味使我多少年后还难于忘却。

    小王和老刘都是“合同工”,是所里和公社订了合同,招来的。他们都是柴沟堡的人。

    老刘是个老长工,老光棍。他在张家口专区几个县都打过长工,年轻时年年到坝上割莜麦。因为打了多年长工,庄稼活他样样精通。他有过老婆,跑了,因为他养不活她。从此他就不再找女人,对女人很有成见,认为女人是个累赘。他就这样背着一卷行李——一块毡子、一床“盖窝”(即被)、一个方顶的枕头,到处漂流。看他捆行李的利索劲儿和背行李的姿势,就知道是一个常年出门在外的老长工。他真也是自由自在,也不置什么衣服,有两个钱全喝了。他不大爱说话,但有时也能说一气,在他高兴的时候,或者不高兴的时候。这二年他常发牢骚,原因之一,是喝不到酒。他老是说:“这是咋搞的?咋搞的?”——“过去,七里茶坊,啥都有:驴肉、猪头肉、炖牛蹄子、茶鸡蛋……,卖一黑夜。酒!现在!咋搞的!咋搞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做梦娶媳妇,净慕好事!多会儿?”(6)他年轻时曾给八路军送过信,带过路。“俺们那阵,有什么好吃的,都给八路军留着!早知这样,哼!……”他说的话常常出了圈,老乔就喝住他:“你瞎说点啥!没喝酒,你就醉了!你是想‘进去’住几天是怎么的?嘴上没个把门的,亏你活了这么大!”

    小王也有些不平之气。他是念过高小的。他给自己编了一口顺口溜:“高小毕业生,白费六年工。想去当教员,学生管我叫老兄。想去当会计,珠算又不通!”他现在一个月挣二十九块六毛四,要交社里一部分,刨去吃饭,所剩无几。他才二十五岁,对老刘那样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并不羡慕。

    老乔,所里多数人称之为乔师傅。这是个走南闯北,见多识广,老于世故的工人。他是怀来人。年轻时在天津学修理汽车。抗日战争时跑到大后方,在资源委员会的运输队当了司机,跑仰光、腊戍。抗战胜利后,他回张家口来开车,经常跑坝上各县。后来岁数大了,五十多了,血压高,不想再跑长途,他和农科所的所长是亲戚,所里新调来一辆拖拉机,他就来开拖拉机,顺便修修农业机械。他工资高,没负担。农科所附近一个小镇上有一家饭馆,他是常客。什么贵菜、新鲜菜,饭馆都给他留着。他血压高,还是爱喝酒。饭馆外面有一棵大槐树,夏天一地浓荫。他到休息日,喝了酒,就睡在树荫里。树荫在东,他睡在东面;树荫在西,他睡到西面,围着大树睡一圈!这是前二年的事了。现在,他也很少喝了。因为那个饭馆的酒提潮湿的时候很少了。他在昆明住过,我也在昆明待过七八年,因此他老愿意找我聊天,抽着榆叶烟在一起怀旧。他是个技工,掏粪不是他的事,但是他自愿报了名。冬天,没什么事,他要来玩两天。来就来吧。

    这天,我们收工特别早,下了大雪,好大的雪啊!

    这样的天,凡是爱喝酒的都应该喝两盅,可是上哪儿找酒去呢?

    吃了莜面,看了一会儿书,坐了一会儿,想了一会儿心事,照例聊天。

    像往常一样,总是老乔开头。因为想喝酒,他就谈起云南的酒。市酒、玫瑰重升、开远的杂果酒、杨林肥酒……

    “肥酒?酒还有肥瘦?”老刘问。

    “蒸酒的时候,上面吊着一大块肥肉,肥油一滴一滴地滴在酒里。这酒是碧绿的。”

    “像你们怀来的青梅煮酒?”

    “不像。那是烧酒,不是甜酒。”

    过了一会儿,又说:“有点像……”

    接着,又谈起昆明的吃食。这老乔的记性真好,他可以从华山南路、正义路,一直到金碧路,数出一家一家大小饭馆,又岔到护国路和甬道街,哪一家有什么名菜,说得非常详细。他说到金钱片腿、牛干巴、锅贴乌鱼、过桥米线……

    “一碗鸡汤,上面一层油,看起来连热气都没有,可是超过一百度。一盘子鸡片、腰片、肉片,都是生的。往鸡汤里一推,就熟了。”

    “那就能熟了?”

    “熟了!”

    他又谈起汽锅鸡。描写了汽锅是什么样子,锅里不放水,全凭蒸汽把鸡蒸熟了,这鸡怎么嫩,汤怎么鲜……

    老刘很注意地听着,可是怎么也想象不出这汽锅是啥样子,这道菜是啥滋味。

    后来他又谈到昆明的菌子:牛肝菌、青头菌、鸡枞(7),把鸡枞夸赞了又夸赞。

    “鸡枞?有咱这儿的口蘑好吃吗?”

    “各是各的味儿。”

    …………

    老乔白话的时候,小王一直似听不听,躺着,张眼看着房顶。忽然,他问我:

    “老汪,你一个月挣多少钱?”

    我下放的时候,曾经有人劝告过我,最好不要告诉农民自己的工资数目,但是我跟小王认识不止一天了,我不想骗他,便老实说了。小王没有说话,还是张眼躺着。过了好一会儿,他看着房顶说:

    “你也是一个人,我也是一个人,为什么你就挣那么多?”

    他并没有要我回答,这问题也不好回答。

    沉默了一会儿。

    老刘说:“怨你爹没供你书(8)。人家老汪是大学毕业!”

    老乔是个人情练达的人,他捉摸出小王为什么这两天老是发呆,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说:

    “小王,你收到一封什么信,拿出来我看看!”

    前天三套大车来拉粪冰的时候,给小王捎来一封寄到所里的信。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小王搞了一个对象。这对象搞得稍为有点离奇:小王有个表姐,嫁到邻村李家。李家有个姑娘,和小王年貌相当,也是高小毕业。这表姐就想给小姑子和表弟撮合撮合,写信来让小王寄张照片去。照片寄到了,李家姑娘看了,不满意。恰好李家姑娘的一个同学陈家姑娘来串门,她看了照片,对小王的表姐说:“晓得人家要俺们不要?”表姐跟陈家姑娘要了一张照片,寄给小王,小王满意。后来表姐带了陈家姑娘到农科所来,两人当面相了一相,事情就算定了。农村的婚姻,往往就是这样简单,不像城里人有逛公园、轧马路、看电影、写情书这一套。

    陈家姑娘的照片我们都见过,挺好看的,大眼睛,两条大辫子。

    小王收到的信是表姐寄来的,催他办事。说人家姑娘一天一天大了,等不起。那意思是说,过了春节,再拖下去,恐怕就要吹。

    小王发愁的是:春节他还办不成事!柴沟堡一带办喜事倒不尚铺张,但是一床里面三新的盖窝、一套花直贡呢的棉衣、一身灯芯绒裤袄、绒衣绒裤、皮鞋、球鞋、尼龙袜子……总是要有的。陈家姑娘没有额外提什么要求,只希望要一支金星牌钢笔。这条件提得不俗,小王倒因此很喜欢。小王已经作了长期的储备,可是算来算去还差五六十块钱。

    老乔看完信,说:

    “就这个事吗?值得把你愁得直眉瞪眼的!叫老汪给你拿二十,我给你拿二十!”

    老刘说:“我给你拿上十块!现在就给!”说着从红布肚兜里就摸出一张十元的新票子。

    问题解决了,小王高兴了,活泼起来了。

    于是接着瞎聊。

    从云南的鸡枞聊到内蒙古的口蘑。说到口蘑,老刘可是个专家。黑片蘑、白蘑、鸡腿子、青腿子……

    “过了正蓝旗,捡口蘑都是赶了个驴车去。一天能捡一车!”

    不知怎么又说到独石口。老刘说他走过的地方没有比独石口再冷的了,那是个风窝。

    “独石口我住过,冷!”老乔说,“那年我们在独石口吃了一洞子羊。”

    “一洞子羊?”小王很有兴趣了。

    “风太大了,公路边有一个涵洞,去避一会风吧。一看,涵洞里白糊糊的,都是羊。不知道是谁的羊,大概是被风赶到这里的,挤在涵洞里,全冻死了。这倒好,这是个天然冷藏库!俺们想吃,就进去拖一只,吃了整整一个冬天!”

    老刘说:“肥羊肉炖口蘑,那叫香!四家子的莜面,比白面还白。坝上是个好地方。”

    话题转到了坝上。老乔、老刘轮流说,我和小王听着。

    老乔说:坝上地广人稀,只要收一季莜麦,吃不完。过去山东人到口外打把式卖艺,不收钱。散了场子,拿一个大海碗挨家要莜面,“给!”一给就是一海碗。说坝上没果子。怀来人赶一个小驴车,装一车山里红到坝上,下来时驴车换成了三套大马车,车上满满地装的是莜面。坝上人都豪爽,大方。吃起肉来不是论斤,而是放开肚子吃。他说坝上人看见坝下人吃肉,一小碗,都奇怪:“这吃个什么劲儿呢?”他说,他们要是看见江苏人、广东人炒菜:青菜加两三片肉,更会奇怪了。他还说坝上女人长得很好看。他说,都说水多的地方女人好看,坝上没水,怎么女人都长得白白净净?那么大风沙,皮色都很好。他说他在崇礼县看过两姐妹,长得像傅全香。

    傅全香是谁,老刘、小王可都不知道。

    老刘说:坝上地大,风大,雪大,雹子也大。他说有一年沽源下了一场大雪,西门外的雪跟城墙一般高。也是沽源,有一年下了一场雹子,有一个雹子有马大。

    “有马大?那掉在头上不砸死了?”小王不相信有这样大的雹子!

    老刘还说,坝上人养鸡,没鸡窝。白天开了门,把鸡放出去。鸡到处吃草籽,到处下蛋。他们也不每天去捡。隔十天半月,挑了一副筐,到处捡蛋,捡满了算。他说坝上的山都是一个一个馒头样的山包。山上没石头。有些山很奇怪,只长一样东西。有一个山叫韭菜山,一山都是韭菜;还有一座芍药山,夏天开了满满一山的芍药花……

    老乔、老刘把坝上说得那样好,使小王和我都觉得这是个奇妙的、美丽的天地。

    芍药山,满山芍药花,这是什么景象?

    “咱们到韭菜山上掐两把韭菜,拿盐腌腌,明天蘸莜面吃吧。”小王说。

    “见你的鬼!这会儿会有韭菜?满山大雪!——把钱收好了!”

    聊天虽然有趣,终有意兴阑珊的时候。天已经很黑了,房顶上的雪一定已经堆了四五寸厚了,摊开被窝,我们该睡了。

    正在这时,屋门开处,掌柜的领进三个人来。这三个人都反穿着白茬老羊皮袄,齐膝的毡疙瘩。为头是一个大高个儿,五十来岁,长方脸,戴一顶火红的狐皮帽。一个四十来岁,是个矮胖子,脸上有几颗很大的痘疤,戴一顶狗皮帽子。另一个是和小王岁数仿佛的后生,雪白的山羊头的帽子遮齐了眼睛,使他看起来像一个女孩子。——他脸色红润,眼睛太好看了!他们手里都拿着一根六道木二尺多长的短棍。虽然刚才在门外已经拍打了半天,帽子上、身上,还粘着不少雪花。

    掌柜的说:“给你们做饭?——带着面了吗?”

    “带着哩。”

    后生解开老羊皮袄,取出一口面口袋。——他把面口袋系在腰带上,怪不道他看起来身上鼓鼓囊囊的。

    “推窝窝?”

    高个儿把面口袋交给掌柜的:

    “不吃莜面!一天吃莜面。你给俺们到老乡家换几个粑粑头(9)吃。多时不吃粑粑头,想吃个粑粑头。把火弄得旺旺的,烧点水,俺们喝一口。——没酒?”

    “没。”

    “没咸菜?”

    “没。”

    “那就甜(10)吃!”

    老刘小声跟我说:“是坝上来的。坝上人管窝窝头叫粑粑头。是赶牲口的,——赶牛的。你看他们拿的六道木的棍子。”随即,他和这三个坝上人搭搁起来:

    “今天一早从张北动的身?”

    “是。——这天气!”

    “就你们仨?”

    “还有仨。”

    “那仨呢?”

    “在十多里外,两头牛掉进雪窟窿里了。他们仨在往上弄。俺们把其余的牛先送到食品公司屠宰场,到店里等他们。”

    “这样天气,你们还往下送牛?”

    “没法子。快过年了。过年,怎么也得叫坝下人吃上一口肉!”

    不大一会儿,掌柜的搞了粑粑头和几个腌蔓菁来。他们把粑粑头放在火里烧,水开了,把烧焦的粑粑头拍打拍打,就吃喝起来。

    老乔就把我们的酱碗给他们送过去。

    “你们那里今年年景咋样?”

    “好!”高个儿回答得斩钉截铁。显然这是反话,因为痘疤脸和后生都扑哧一声笑了。

    “不是说去年你们已经过了‘黄河’了?”

    “过了!那还不过!”

    老乔知道他话里有话,就问:

    “也是假的?”

    “不假。搞了‘标准田’。”

    “啥叫‘标准田’?”

    “把几块地里打的粮算在一起。”

    “其余的地?”

    “不算产量。”

    “坝上过‘黄河’?不用什么‘科学家’,我就知道,不行!”老刘用了一个很不文雅的字眼说:“过‘黄河’,过球的个河吧!”

    老乔解释:“老刘说的对。坝上的土层只有五寸,下面全是石头。坝上一向是广种薄收,要求单位面积产量,是主观主义。”

    痘疤脸说:“就是!俺们和公社的书记说,这产量是虚的。但人家说:有了虚的,就会带来实的。”

    后生说:“还说这是:以虚带实。”

    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以虚带实”是这样解释的。

    高个儿沉重地叹了一口气:“这年月!当官的都说谎!”

    老刘接口说:“当官的说谎,老百姓遭殃!”

    老乔把烟口袋递给他们:

    “牲畜不错?”

    “不错!也经不起胡糟践。头二年,‘大跃进’,大炼钢铁,夜战,把牛牵到地里,杀了,在地头架起了大锅,大块大块地煮烂,大伙儿,吃!那会儿吃了个痛快;这会儿,想去吧!——他们仨咋还不来?去看看。”

    高个儿说着又把老羊皮袄又系紧了。

    痘疤脸说:“我们俩去。你啦就甭去了。”

    “去!”

    他们和掌柜的借了两根木杠,把我们车上的钢绳也借去了,拉开门,就走了。

    听见后生在门外大声说:“雪更大了!”

    老刘起来解手,把地下三根六道木的棍子归在一起,上了炕,说:

    “他们真辛苦!”

    过了一会儿,又自言自语地说:

    “咱们也很辛苦。”

    老乔一面钻被窝,一面说:

    “中国人都很辛苦啊!”

    小王已经睡着了。

    “过年,怎么也得叫坝下人吃上一口肉!”我老是想着大个儿的这句话,心里很感动,很久未能入睡。这是一句朴素、美丽的话。

    半夜,朦朦胧胧地听到几个人轻手轻脚走进来,我睁开眼,问:

    “牛弄上来了?”

    高个儿轻轻地说:

    “弄上来了。把你吵醒了!睡吧!”

    他们睡在对面的炕上。

    第二天,我们起得很晚。醒来时,这六个赶牛的坝上人已经走了。

    桥边小说三篇

    @詹大胖子

    詹大胖子是五小的斋夫。五小是县立第五小学的简称。斋夫就是后来的校工、工友。詹大胖子那会儿,还叫作斋夫。这是一个很古的称呼。后来就没有人叫了。“斋夫”废除于何时,谁也不知道。

    詹大胖子是个大胖子。很胖,而且很白,是个大白胖子。尤其是夏天,他穿了白夏布的背心,露出胸脯和肚子,浑身的肉一走一哆嗦,就显得更白,更胖。他偶尔喝一点酒,生一点气,脸色就变成粉红的,成了一个粉红脸的大白胖子。

    五小的校长张蕴之、学校的教员——先生,叫他詹大。五小的学生叫他的时候必用全称:詹大胖子。其实叫他詹胖子也就可以了,但是学生都愿意叫他詹大胖子,并不省略。

    一个斋夫怎么可以是一个大胖子呢?然而五小的学生不奇怪。他们都觉得詹大胖子就应该像他那样。他们想象不出一个瘦斋夫是什么样子。詹大胖子如果不胖,五小就会变样子了。詹大胖子是五小的一部分。他当斋夫已经好多年了。似乎他生下来就是一个斋夫。

    詹大胖子的主要职务是摇上课铃、下课铃。他在屋里坐着。他有一间小屋,在学校一进大门的拐角,也就是学校最南端。这间小屋原来盖了是为了当门房即传达室用的,但五小没有什么事可传达,来了人,大摇大摆就进来了,詹大胖子连问也不问。这间小屋就成了詹大胖子的宿舍。他在屋里坐着,看看钟。他屋里有一架挂钟。这学校有两架挂钟,一架在教务处。詹大胖子一早起来第一件事便是上这两架钟。喀拉喀拉,上得很足,然后才去开大门。他看看钟,到时候了,就提了一只铃铛,走出来,一边走,一边摇:叮当、叮当、叮当……从南头摇到北头。上课了。学生奔到教室里,规规矩矩坐下来。下课了!詹大胖子的铃声摇得小学生的心里一亮。呼——都从教室里窜出来了。打秋千、踢毽子、拍皮球、抓子儿……

    詹大胖子摇坏了好多铃铛。

    后来,有一班毕业生凑钱买了一口小铜钟,送给母校留纪念,詹大胖子就从摇铃改为打钟。

    一口很好看的钟,黄铜的,亮晶晶的。

    铜钟用一条小铁链吊在小操场路边两棵梧桐树之间。铜钟有一个锤子,悬在当中,锤子下端垂下一条麻绳。詹大胖子扯动麻绳,钟就响了:当、当、当、当……钟不打的时候,麻绳绕在梧桐树干上,打一个活结。

    梧桐树一年一年长高了。钟也随着高了。

    五小的孩子也高了。

    詹大胖子还有一件常做的事,是剪冬青树。这个学校有几个地方都栽着冬青树的树墙子。大礼堂门前左右两边各有一道,校园外边一道,幼稚园门外两边各有一道。冬青树长得很快,过些时,树头就长出来了,参差不齐,乱蓬蓬的。詹大胖子就拿了一把很大的剪子,两手执着剪子把,吧嗒吧嗒地剪,剪得一地冬青叶子。冬青树墙子的头平了,整整齐齐的。学校里于是到处都是冬青树嫩叶子的清香清香的气味。

    詹大胖子老是剪冬青树。一个学期得剪几回。似乎詹大胖子所做的主要的事便是摇铃,打钟,剪冬青树。

    詹大胖子很胖,但是剪起冬青树来很卖力。他好像跟冬青树有仇,又好像很爱这些树。

    詹大胖子还给校园里的花浇水。

    这个校园没有多大点。冬青树墙子里种着羊胡子草。有两棵桃树,两棵李树,一棵柳树,有一架十姊妹,一架紫藤。当中圆形的花池子里却有一丛不大容易见到的铁树。这丛铁树有一年还开过花,学校外面很多人都跑来看过。另外就是一些草花,剪秋罗、虞美人……还有一棵鱼儿牡丹。詹大胖子就给这些花浇水。用一个很大的喷壶。

    秋天,詹大胖子扫梧桐叶。学校有几棵梧桐。刮了大风,刮得一地的梧桐叶。梧桐叶子干了,踩在上面沙沙地响。詹大胖子用一把大竹扫帚扫,把枯叶子堆在一起,烧掉。黑的烟,红的火。

    詹大胖子还做什么事呢?他给老师烧水。烧开水,烧洗脸水。教务处有一口煤球炉子。詹大胖子每天生炉子,用一把芭蕉扇忽哒忽哒地扇。煤球炉子上坐一把白铁壶。

    他还帮先生印考试卷子。詹大胖子推油印机滚子,先生翻页儿。考试卷子印好了,就把蜡纸点火烧掉。烧油墨味儿飘出来,坐在教室里都闻得见。

    每年寒假、暑假,詹大胖子要做一件事,到学生家去送成绩单。全校学生有二百人,詹大胖子一家一家去送。成绩单装在一个信封里,信封左边写着学生的住址、姓名,当中朱红的长方框里印了三个字:“贵家长。”右侧下方盖了一个长方图章:“县立第五小学。”学生的家长是很重视成绩单的,他们拆开信封看:语文98,算术86……看完了就给詹大胖子酒钱。

    詹大胖子和学生生活最最直接有关的,除了摇上课铃、下课铃,——打上课钟、下课钟之外,是他卖花生糖、芝麻糖。他在他那间小屋里卖。他那小屋里有一个一面装了玻璃的长方匣子,里面放着花生糖、芝麻糖。詹大胖子摇了下课铃,或是打了上课钟,有的学生就趁先生不注意的时候,溜到詹大胖子屋里买花生糖、芝麻糖。

    詹大胖子很坏。他的糖比外面摊子上的卖得贵。贵好多!但是五小的学生只好跟他去买,因为学校有规定,不许“私出校门”。

    校长张蕴之不许詹大胖子卖糖,把他叫到校长室训了一顿。说:学生在校不许吃零食;他的糖不卫生;他赚学生的钱,不道德。

    但是詹大胖子还是卖,偷偷地卖。他摇下课铃或打上课钟的时候,左手捏着花生糖、芝麻糖,藏在袖筒里。有学生要买糖,走近来,他就做一个眼色,叫学生随他到校长、教员看不到的地方,接钱,给糖。

    五小的学生差不多全跟詹大胖子买过糖。他们长大了,想起五小,一定会想起詹大胖子,想起詹大胖子卖花生糖、芝麻糖。

    詹大胖子就是这样,一年又一年,过得很平静。除了放寒假,放暑假,他回家,其余的时候,都住在学校里。——放寒假,学校里没有人。下了几场雪,一个学校都是白的。暑假里,学生有时还到学校里玩玩。学校里到处长了很高的草。

    每天放了学,先生、学生都走了,学校空了。五小就剩下两个人,有时三个。除了詹大胖子,还有一个女教员王文蕙。有时,校长张蕴之也在学校里住。

    王文蕙家在湖西,家里没有人。她有时回湖西看看亲戚,平时住在学校里。住在幼稚园里头一间朝南的小房间里。她教一年级、二年级算术。她长得不难看,脸上有几颗麻子,走起路来步子很轻。她有一点奇怪,眼睛里老是含着微笑。一边走,一边微笑。一个人笑。笑什么呢?有的男教员背后议论:有点神经病。但是除了老是微笑,看不出她有什么病,挺正常的。她上课,跟别人没有什么不同。她教加法,减法,领着学生念乘法表:

    一一得一,

    一二得二,

    二二得四……

    下了课,走回她的小屋,改学生的练习。有时停下笔来,听幼稚园的小朋友唱歌:

    小羊儿乖乖,

    把门儿开开,

    快点儿开开,

    我要进来……

    晚上,她点了煤油灯看书。看《红楼梦》、《花月痕》、张恨水的《金粉世家》、李清照的词。有时轻轻地哼《木兰辞》。“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有时给她在女子师范的老同学写信。写这个小学,写十姊妹和紫藤,写班上的学生都很可爱,她跟学生在一起很快乐,还回忆她们在学校时某一次春游,感叹光阴如流水。这些信都写得很长。

    校长张蕴之并不特别的凶,但是学生都怕他。因为他可以开除学生。学生犯了大错,就在教务处外面的布告栏里贴出一张布告:学生某某某,犯了什么过错,着即开除学籍,“以维校规,而警效尤,此布”,下面盖着校长很大的签名戳子:“张蕴之”。“张蕴之”三个字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

    他也教一班课,教五年级或六年级国文。他念课文的时候摇晃脑袋,抑扬顿挫,有声有色,腔调像戏台上老生的道白。“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一路秋山红叶,老圃黄花,不觉到了济南地界。到了济南,只见家家泉水,户户垂杨……”

    他爱写挽联。写好了,就用按钉钉在教务处的墙上,让同事们欣赏。教员们就都围过来,指手画脚,称赞哪一句写得好,哪几个字很有笔力。张蕴之于是非常得意,但又不太忘形。他简直希望他的亲友家多死几个人,好使他能写一副挽联送去,挂起来。

    他有家。他有时在家里住,有时住在学校里,说家里孩子吵,学校里清静,他要读书,写文章。

    有时候,放了学,除了詹大胖子,学校里就剩下张蕴之和王文蕙。

    王文蕙常常一个人在校园里走走,散散步。王文蕙散完步,常常看见张蕴之站在教务处门口的台阶上。王文蕙向张蕴之笑笑,点点头。张蕴之也笑笑,点点头。王文蕙回去了,张蕴之看着她的背影,一直看到王文蕙走进幼稚园的前门。

    张蕴之晚上读书。读《聊斋志异》、《池北偶谈》、《两般秋雨盦随笔》、《曾文正公家书》、《板桥道情》、《绿野仙踪》、《海上花列传》……

    校长室的北窗正对着王文蕙的南窗,当中隔一个幼稚园的游戏场。游戏场上有秋千架、压板、滑梯。张蕴之和王文蕙的煤油灯遥遥相对。

    一天晚上,张蕴之到王文蕙屋里去,说是来借字典。王文蕙把字典交给他。他不走,东拉西扯地聊开了。聊《葬花吟》,聊“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王文蕙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心里怦怦地跳。忽然,“噗!”张蕴之把煤油灯吹熄了。

    张蕴之常常在夜里偷偷地到王文蕙屋里去。

    这事瞒不过詹大胖子。詹大胖子有时夜里要起来各处看看。怕小偷进来偷了油印机、偷了铜钟、偷了烧开水的白铁壶。

    詹大胖子很生气。他一个人在屋里悄悄地骂:“张蕴之!你不是个东西!你有老婆,有孩子,你干这种缺德的事!人家还是个姑娘,孤苦伶仃的,你叫她以后怎么办,怎么嫁人!”

    这事也瞒不了五小的教员。因为王文蕙常常脉脉含情地看张蕴之,而且她身上洒了香水。她在路上走,眼睛里含笑,笑得更加明亮了。

    有一天,放学时,有一个姓谢的教员路过詹大胖子的小屋时,走进去,对他说:“詹大,你今天晚上到我家里来一趟。”詹大胖子不知道有什么事。

    姓谢的教员是个纨绔子弟,外号谢大少。学生给他编了一首顺口溜:

    谢大少,

    捉虼蚤。

    虼蚤蹦,

    他也蹦,

    他妈说他是个大无用!

    谢大少家离五小很近,几步就到了。

    谢大少问了詹大胖子几句闲话,然后,问:

    “张蕴之夜里是不是常常到王文蕙屋里去?”

    詹大胖子一听,知道了:谢大少要抓住张蕴之的把柄,好把张蕴之轰走,他来当五小校长。詹大胖子连忙说:

    “没有!没有的事!没有的事不能瞎说!”

    詹大胖子不是维护张蕴之,他是维护王文蕙。

    从此詹大胖子卖花生糖、芝麻糖就不太避着张蕴之了。

    詹大胖子还是当他的斋夫,打钟,剪冬青树,卖花生糖,芝麻糖。

    后来,张蕴之到四小当校长去了,王文蕙到远远的一个镇上教书去了。

    后来,张蕴之死了,王文蕙也死了(她一直没有嫁人)。詹大胖子也死了。

    这城里很多人都死了。

    @幽冥钟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很早很早以前(大概从宋朝开始)就有人提出过怀疑,认为夜半不是撞钟的时候。我从小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夜半不是撞钟的时候呢?我的家乡就是夜半撞钟的。而且只有夜半撞。半夜,子时,十二点。别的时候,白天,还听不到撞钟。“暮鼓晨钟”。我们那里没有晨钟,只有夜半钟。这种钟,叫作“幽冥钟”。撞钟的是承天寺。

    关于承天寺,有一个传说。传说张士诚是在这里登基的。张士诚是泰州人。泰州是我们的邻县。史称他是盐贩出身。盐贩,即贩私盐的。中国的盐,秦汉以来,就是官卖。卖盐的店,称为“官盐店”。官盐税重,价昂。于是有人贩卖私盐。卖私盐是犯法的事。这种人都是亡命之徒,要钱不要命。遇到缉私的官兵,便要动武。这种人在官方的文书里被称为“盐匪”。瓦岗寨的程咬金就贩过私盐。在苏北里下河一带,一提起“私盐贩子”或“贩私盐的”,大家便知道这是什么角色。张士诚就是这样一个角色。元至正十三年,他从泰州起事,打到我的家乡高邮。次年,称“诚王”,国号“周”。我的家乡还出过一位皇帝(他不是我们县的人,但称王确是在我们县),这实在应该算是我们县历史上的第一号大人物。我们县的有名人物最古的是秦王子婴。现在还有一条河,叫子婴河。以后隔了很多年,出了一个秦少游。再以后,出了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但是真正叱咤风云的英雄,应该是张士诚(后来打到江南苏州、无锡一带,把大画家倪云林捆起来打了一顿的就是这位老兄)。可是我前几年回乡,翻看县志,关于张士诚,竟无一字记载,真是怪事!

    但是民间有一些关于张士诚的传说。

    张士诚在承天寺登基,找人来写承天寺的匾。来了很多读书人。他们提起笔来,刚刚写了两笔,就叫张士诚拉出去杀了。接连杀了好几个。旁边的人问他:“为什么杀他们?”张士诚说:“你看看他们写的是什么?‘了’,是个了字!老子才当皇帝就‘了’了,日他妈妈的!”后来来了个读书人。他先写了一个“王”字,再写了左边的“フ”,右边的“”,再写上边的“乛”,然后一竖到底。张士诚一看大喜,连说:“这就对了!——先称王,左有文臣,右有武将,戴上平天冠,皇基永固,一贯到底!——赏!”

    我小时读的小学就在承天寺的旁边,每天都要经过承天寺,曾经细看过承天寺山门的石刻的匾额,发现上面的“承”字仍是一般笔顺,合乎八法的“承”字,没有先称王、左文右武、戴了皇冠、一贯到底的痕迹。

    我也怀疑张士诚是不是在承天寺登的基,因为承天寺一点也看不出曾经是一座皇宫的格局。

    承天寺在城北西边,挨近运河。城北的大寺共有三座。一座善因寺,庙产甚多,最为鲜明华丽,就是小说《受戒》里写的明海受戒的那座寺。一座是天王寺,就是陈小手被打死的寺。天王寺佛事较盛。寺西门外有一片空地,时常有人家来“烧房子”。烧房子似是我乡特有的风俗。“房子”是纸扎店扎的,和真房子一样,只是小一些。也有几层几进,有堂屋卧室,房间里还有座钟、水烟袋,日常所需,一应俱全。照例还有一个后花园,里面“种”着花(纸花)。房子立在空地上,小孩子可以走进去参观。房子下面铺了一层稻草。天王寺的和尚敲着鼓磬铙钹在房子旁边念一通经(不知道是什么经),这一家的一个男丁举火把房子烧了,于是这座房子便归该宅的先人冥中收用了。天王寺气象远不如善因寺,但房屋还整齐,——因此常常驻兵。独有承天寺,却相当残破了。寺是古寺。张士诚在这里登基,虽不可靠,但说不定元朝就已经有这座寺。

    一进山门,哼哈二将和四大天王的颜色都暗淡了。大雄宝殿的房顶上长了好些枯草和瓦松。大殿里很昏暗,神龛佛案都无光泽,触鼻是陈年的香灰和尘土的气息。一点声音都没有,整座寺好像是空的。偶尔有一两个和尚走动,衣履敝旧,神色凄凉。——不像善因寺的和尚,一个一个,都是红光满面的。

    大殿西侧,有一座罗汉堂。罗汉也多年没有装金了。长眉罗汉的眉毛只剩了一只,那一只不知哪一年脱落了,他就只好捻着一只单独的眉毛坐在那里。罗汉堂外面,有两棵很大的白果树,有几百年了。夏天,一地浓荫。冬天,满阶黄叶。

    罗汉堂东南角有一口钟,相当高大。钟用铁链吊在很粗壮的木架上。旁边是从房梁挂下来的撞钟的木杵。钟前是一尊地藏菩萨的一尺多高的金身佛像。地藏菩萨戴着毗卢帽,跏趺而坐,低眉闭目,神色慈祥。地藏菩萨前面点着一盏小油灯,灯光幽微。

    在佛教的菩萨里,老百姓最有好感的是两位。一位是观世音菩萨,因为他(她)救苦救难。另一位便是地藏菩萨。他是释迦灭后至弥勒出现之间的救度天上以至地狱一切众生的菩萨。他像大地一样,含藏无量善根种子。他是地之神,是一位好心的菩萨。

    为什么在钟前供着一尊地藏菩萨呢?因为这钟在半夜里撞,叫“幽冥钟”,是专门为难产血崩而死的妇人而撞的。不知道为什么,人们以为血崩而死的女鬼是居处在最黑最黑的地狱里的,——大概以为这样的死是不洁的,罪过最深。钟声,会给她们光明。而地藏菩萨是地之神,好心的菩萨,他对死于血崩的女鬼也会格外慈悲的,所以钟前供地藏菩萨,极其自然。

    撞钟的是一个老和尚。相貌清癯,高长瘦削。他已经几十年不出山门了。他就住在罗汉堂里。大钟东侧靠墙,有一张矮矮的禅榻,上面有一床薄薄的蓝布棉被,这就是他的住处。白天,他随堂粥饭,洒扫庭除。半夜,起来,剔亮地藏菩萨前的油灯,就开始撞钟。

    钟声是柔和的、悠远的。

    “东——嗡……嗡……嗡……”

    钟声的振幅是圆的。“东——嗡……嗡……嗡……”一圈一圈地扩散开。就像投石于水,水的圆纹一圈一圈地扩散。

    “东——嗡……嗡……嗡……”

    钟声撞出一个圆环,一个淡金色的光圈。地狱里受难的女鬼看见光了。她们的脸上现出了欢喜。“嗡……嗡……嗡……”金色的光环暗了,暗了,暗了……又一声,“东——嗡……嗡……嗡……”又一个金色的光环。光环扩散着,一圈,又一圈……

    夜半,子时,幽冥钟的钟声飞出承天寺。

    “东——嗡……嗡……嗡……”

    幽冥钟的钟声扩散到了千家万户。

    正在酣睡的孩子醒来了,他听到了钟声。孩子向母亲的身边依偎得更紧了。

    承天寺的钟,幽冥钟。

    女性的钟,母亲的钟……

    @茶干

    家家户户离不开酱园。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倒有三件和酱园有关:油、酱、醋。

    连万顺是东街一家酱园。

    他家的门面很好认,是个石库门。麻石门框,两扇大门包着铁皮,用奶头铁钉钉出如意云头。本地的店铺一般都是“铺闼子门”,十二块、十六块门板,晚上上在门的槽里,白天卸开。这样的石库门的门面不多。城北只有那么几家。一家恒泰当,一家豫丰南货店。恒泰当倒闭了,豫丰失火烧掉了。现在只剩下北市口老正大棉席店和东街连万顺酱园了。这样的店面是很神气的。尤其显眼的是两边白粉墙的两个大字。黑漆漆出来的。字高一丈,顶天立地,笔画很粗。一边是“酱”,一边是“醋”。这样大的两个字!全城再也找不出来了。白墙黑字,非常干净。没有人往墙上贴一张红纸条,上写:“出卖重伤风,一看就成功”;小孩子也不在墙上写:“小三子,吃狗屎。”

    店堂也异常宽大。西边是柜台。东边靠墙摆了一溜豆绿色的大酒缸。酒缸高四尺,莹润光洁。这些酒缸都是密封着的。有时打开一缸,由一个徒弟用白铁唧筒把酒汲在酒坛里,酒香四溢,飘得很远。

    往后是一个很大的院子,青砖铺地,整整齐齐排列着百十口大酱缸。酱缸都有个帽子一样的白铁盖子。下雨天盖上。好太阳时揭下盖子晒酱。有的酱缸当中掏出一个深洞,如一小井。原汁的酱油从井壁渗出,这就是所谓“抽油”。西边有一溜走廊,走廊尽头是一个小磨坊。一头驴子在里面磨芝麻或豆腐。靠北是三间瓦屋,是做酱菜、切萝卜干的作坊。有一台锅灶,是煮茶干用的。

    从外往里,到处一看,就知道这家酱园的底子是很厚实的。——单是那百十缸酱就值不少钱!

    连万顺的东家姓连。人们当面叫他连老板,背后叫他连老大。都说他善于经营,会做生意。

    连老大做生意,无非是那么几条:

    第一,信用好。连万顺除了做本街的生意,主要是做乡下生意。东乡和北乡的种田人上城,把船停在大淖,拴好了船绳,就直奔连万顺,打油、买酱。乡下人打油,都用一种特制的油壶,广口,高身,外面挂了酱黄色的釉,壶肩有四个“耳”,耳里拴了两条麻绳作为拎手,不多不少,一壶能装十斤豆油。他们把油壶往柜台上一放,就去办别的事情去了。等他们办完事回来,油已经打好了。油壶口用厚厚的桑皮纸封得严严的。桑皮纸上盖了一个墨印的圆印:“连万顺记。”乡下人从不怀疑油的分量足不足,成色对不对。多年的老主顾了,还能有错?他们要的十斤干黄酱也都装好了。装在一个元宝形的粗篾浅筐里,筐里衬着荷叶,豆酱拍得实实的,酱面盖了几个红曲印的印记,也是圆形的。乡下人付了钱,提了油壶酱筐,道一声“得罪”,就走了。

    第二,连老板为人和气。乡下的熟主顾来了,连老板必要起身招呼,小徒弟立刻倒了一杯热茶递了过来。他家柜台上随时点了一架盘香,供人就火吸烟。乡下人寄存一点东西,雨伞、扁担、箩筐、犁铧、坛坛罐罐,连老板必亲自看着小徒弟放好。有时竟把准备变卖或送人的老母鸡也寄放在这里。连老板也要看着小徒弟把鸡拎到后面廊子上,还撒了一把酒糟喂喂。这些鸡的脚爪虽被捆着,还是卧在地上高高兴兴地啄食,一直吃到有点醉醺醺的,就闭起眼睛来睡觉。

    连老板对孩子也很和气。酱园和孩子是有缘的。很多人家要打一点酱油,打一点醋,往往派一个半大孩子去。妈妈盼望孩子快些长大,就说:“你快长吧,长大了好给我打酱油去!”买酱菜,这是孩子乐意做的事。连万顺家的酱菜样式很齐全:萝卜头、十香菜、酱红根、糖醋蒜……什么都有。最好吃的是甜酱甘露和麒麟菜。甘露,本地叫作“螺螺菜”,极细嫩。麒麟菜是海菜,分很多叉,样子有点像画上的麒麟的角,半透明,嚼起来脆脆的。孩子买了甘露和麒麟菜,常常一边走,一边吃。

    一到过年,孩子们就惦记上连万顺了。连万顺每年预备一套锣鼓家伙,供本街的孩子来敲打。家伙很齐全,大锣、小锣、鼓、水镲、碰钟,一样不缺。初一到初五,家家店铺都关着门。几个孩子敲敲石库门,小徒弟开开门,一看,都认识,就说:“玩去吧!”孩子们就一窝蜂奔到后面的作坊里,操起案子上的锣鼓,乒乒乓乓敲打起来。有的孩子敲打了几年,能敲出几套十番,有板有眼,像那么回事。这条街上,只有连万顺家有锣鼓。锣鼓声使东街增添了过年的气氛。敲够了,又一窝蜂走出去,各自回家吃饭。

    到了元宵节,家家店铺都上灯。连万顺家除了把四张玻璃宫灯都点亮了,还有四张雕镂得很讲究的走马灯。孩子们都来看。本地有一句歇后语:“乡下人不识走马灯——又来了!”这四张灯里周而复始,往来不绝的人马车炮的灯影,使孩子百看不厌。孩子们都不是空着手来的,他们牵着兔子灯,推着绣球灯,系着马灯,灯也都是点着了的。灯里的蜡烛快点完了,连老板就会捧出一把新的蜡烛来,让孩子们点了,换上。孩子们于是各人带着换了新蜡烛的纸灯,呼啸而去。

    预备锣鼓,点走马灯,给孩子们换蜡烛,这些,连老大都是当一回事的。年年如此,从无疏忽忘记的时候。这成了制度,而且简直有点宗教仪式的味道。连老大为什么要这样郑重地对待这些事呢?这为了什么目的,出于什么心理?实在令人捉摸不透。

    第三,连老板很勤快。他是东家,但是不当“甩手掌柜的”。大小事他都要过过目,有时还动动手。切萝卜干、盖酱缸、打油、打醋,都有他一份。每天上午,他都坐在门口晃麻油。炒熟的芝麻磨了,是芝麻酱,得盛在一个浅缸盆里晃。所谓“晃”,是用一个紫铜锤出来的中空的圆球,圆球上接一个长长的木把,一手执把,把圆球在麻酱上轻轻地压,压着压着,油就渗出来了。酱渣子沉于盆底,麻油浮在上面。这个活很轻松,但是费时间。连老大在门口晃麻油,是因为一边晃,一边可以看看过往行人。有时有熟人进来跟他聊天,他就一边聊,一边晃,手里嘴里都不闲着,两不耽误。到了下午出茶干的时候,酱园上上下下一齐动手,连老大也算一个。

    茶干是连万顺特制的一种豆腐干。豆腐出净渣,装在一个一个小蒲包里,包口扎紧,入锅,码好,投料,加上好抽油,上面用石头压实,文火煨煮。要煮很长时间。煮得了,再一块一块从麻包里倒出来。这种茶干是圆形的,周围较厚,中心较薄,周身有蒲包压出来的细纹,每一块当中还带着三个字:“连万顺”,——在扎包时每一包里都放进一个小小的长方形的木牌,木牌上刻着字,木牌压在豆腐干上,字就出来了。这种茶干外皮是深紫黑色的,掰开了,里面是浅褐色的。很结实,嚼起来很有咬劲,越嚼越香,是佐茶的妙品,所以叫作“茶干”。连老大监制茶干,是很认真的。每一道工序都不许马虎。连万顺茶干的牌子闯出来了。车站、码头、茶馆、酒店都有卖的。后来竟有人专门买了到外地送人的。双黄鸭蛋、醉蟹、董糖、连万顺的茶干,凑成四色礼品,馈赠亲友,极为相宜。

    连老大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开酱园的老板,一个普普通通、正正派派的生意人,没有什么特别处。这样的人是很难写成小说的。

    要说他的特别处,也有。有两点。

    一是他的酒量奇大。他以酒代茶。他极少喝茶。他坐在账桌上算账的时候,面前总放一个豆绿茶碗。碗里不是茶,是酒——一般的白酒,不是什么好酒。他算几笔,喝一口,什么也不“就”。一天老这么喝着,喝完了,就自己去打一碗。他从来没有醉的时候。

    二是他说话有个口头语:“的时候。”什么话都要加一个“的时候”。“我的时候”、“他的时候”、“麦子的时候”、“豆子的时候”、“猫的时候”、“狗的时候”……他说话本来就慢,加了许多“的时候”,就更慢了。如果把他说的“的时候”都删去,他每天至少要少说四分之一的字。

    连万顺已经没有了。连老板也故去多年了。五六十岁的人还记得连万顺的样子,记得门口的两个大字,记得酱园内外的气味,记得连老大的声音笑貌,自然也记得连万顺的茶干。

    连老大的儿子也四十多了。他在县里的副食品总店工作。有人问他:“你们家的茶干,为什么不恢复起来?”他说:“这得下十几种药料,现在,谁做这个!”

    一个人监制的一种食品,成了一地方具有代表性的土产,真也不容易。不过,这种东西没有了,也就没有了。

    @〔后记〕

    我现在住的地方叫作蒲黄榆。曹禺同志有一次为一点事打电话给我,顺便问起:“你住的地方的地名怎么那么怪?”我搬来之前也觉得这地名很怪:“捕黄鱼?——北京怎么能捕得到黄鱼呢?”后来经过考证,才知道这是一个三角地带,“蒲黄榆”是三个旧地名的缩称。“蒲”是东蒲桥,“黄”是黄土坑,“榆”是榆树村。这犹之“陕甘宁”、“晋察冀”,不知来历的,会觉得莫名其妙。我的住处在东蒲桥畔,因此把这三篇小说题为《桥边小说》,别无深意。

    这三篇写的也还是旧题材。近来有人写文章,说我的小说开始了对传统文化的怀恋,我看后哑然。当代小说寻觅旧文化的根源,我以为这不是坏事。但我当初这样做,不是有意识的。我写旧题材,只是因为我对旧社会的生活比较熟悉,对我旧时邻里有较真切的了解和较深的感情。我也愿意写写新的生活,新的人物。但我以为小说是回忆。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这样才能形成小说。但是我现在还不能。对于现实生活,我的感情是相当浮躁的。

    这三篇也是短小说。《詹大胖子》和《茶干》有人物无故事,《幽冥钟》则几乎连人物也没有,只有一点感情。这样的小说打破了小说和散文的界限,简直近似随笔。结构尤其随便,想到什么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我这样做是有意的(也是经过苦心经营的)。我要对“小说”这个概念进行一次冲决:小说是谈生活,不是编故事;小说要真诚,不要耍花招。小说当然要讲技巧,但是:修辞立其诚。

    (1)蒌蒿是生于水边的野草,粗如笔管,有节,生狭长的小叶,初生二寸来高,叫作“蒌蒿薹子”,加肉炒食极清香。苏东坡诗:“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蒌蒿见之于诗,这大概是第一次。他很能写出节令风物之美。

    (2)一半馄饨一半面下在一起,当地叫作饺面。

    (3)清末邑人谈人格有《警火》诗即咏此事,诗有小序,并录如下:警火送灶后里胥沿街鸣锣于黄昏时,呼“小心火烛”。岁除即叩户乞赏。烛双辉,香一炷,敬惟司命朝天去。云车风马未归来,连宵灯火谁持护。铜钲入耳警黄昏,侧耳有语还重申:“缸注水,灶徙薪”,沿街一一呼之频。唇干舌燥诚苦辛,不谋而告君何人?烹羊酌醴欢除夕,司命归来醉一得。今宵无用更鸣钲,一笑敲门索酒值。从谈的诗中我们知道两件事。一是这种习俗原来由来已久,敲锣喊叫的正是李三这样的“里胥”。二是为什么在那样日子喊叫。原来是因为那时灶王爷上天去了,火烛没人管了。这实在是很有意思。不过,真实的原因还是岁暮风高,容易失火,与灶王的上天去汇报工作关系不大。

    (4)“撂远些”是说不要挨床太近,以免炉中残火烧着被褥。

    (5)“百不咋”,无所谓、没关系的意思。

    (6)那时农村宣传“共产主义”,都说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慕,是思量、向往的意思。这是很古的语言,元曲中常见。张家口地区保留了很多宋元古语。

    (7)鸡枞是一种菌,长在白蚁窝上,味极腴美。

    (8)“供书”是拿钱供学生读书的意思。

    (9)他们说“粑粑头”,“粑粑”作入声。

    (10)张家口一带不说“淡”,说“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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