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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幕 谁晓教师泣血泪 下（第3页）

但食料一项系read教授就各类蔬菜（以萝卜白菜为主）以及油盐酱茶计算，鱼肉鸡蛋等并未计及，其热量虽可能达到标准，但营养成分显然不足。

此外住宅灯火医药交际娱乐教育以及衣服等项，因所处环境的不同，乡村贫农所费数目，在一般教师，尤其是城市教师，即为同样质料，价格也应当相对高些。

所以中国小学教师即使过与贫农相似的生活，其所入也当不敷所出。

这一事实可进一步从1934年7月张钟元对438名小学教师家庭经济状况所做的调查中得到证实。

这438名教师分布在浙江、江苏、安徽、山东、福建、河北、河南、广东等8省的80个县。

调查显示，438名教师中家庭经济盈亏人数比例分别为：盈余者54人亏空者220人大致相抵者164人名教师每年的盈余数额从20一350元不等．以20一50元居多次为50一100元元者仅有1人余；盈余中数为元。

220名亏空教师每年的亏欠数额从10—550元不等，以10一150元居多，共有163人亏欠数额在500—550元的有6人亏欠中数为元。

该调查还清楚地说明了平均每一教师生活费的分配情况：饮食占服装占17％余，交际占娱乐占7．51％，其他费用占9．45％，而书籍费仅占8．23％。

理论上教师应该多多购置书籍，备为自修研究之用，但低微的薪俸，显然使得教师力不从心。

这种生活费之分配方式只是表明，一方面小学教师薪水之低微，而不得不将几乎一半的钱用于饮食（营养成分另当别论）；另一方面“衣服”

及“交际”

费用的相对较高，又流露出小学教师之难言之隐。

当时舆论认为，小学教师作为一知识分子，论其身份，俨然一上等人物，虽“瓮中米常空，门不离索债人”

，还得装出上等人物的模样，惟恐失其“为人师表”

的身份。

1930年4月14日《时报》载：“（苏州）市立小学教师费，积欠已久，市小学教员，大半无米为炊．仰屋兴嗟。

市立胥江小学教员单鼎襄、孙信良等，以生活维持无方，学童课业，又不能任其中辍，故决定于每日课后，习拉人力车，以维生活。”

1930年4月，江都小学教师亦因索欠而停课，其停课声明称：“……计至现在为止，除旧欠五个月不计外，新欠又达三个月以上。

同人等服务教育，受俸本微，处此米珠薪桂之秋，已感生活竭蹶之苦，近复从公数月，不获一钱，个人不得一饱，遑论仰事俯畜之资。

同人等受苦之深，已达极点，……自即日起，一律停止工作，专事索欠，及力谋以后生活之安定，图穷匕见，事非偶然，生计所关，情非得已……总之，同人等此次停止工作，实受生计压迫所致，迥与无理取闹者不同……”

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主办的《东南日报》曾报道：“长兴的小学教师，苦得竟比灾民都不如；因为这学期只发得22年度3月份一个月的补助费，总计共欠9个月。

……所有区款，又因废除苛杂，已废光了!所以经费来源已告断绝。

在这种情形之下的小学教员，除中途停闭打铺盖滚蛋外，其余都是靠当当头吃山芋、烧饼等度日……但是这倒还不算什么，最可怜的，是某校某教师，因为当局不发款，一家老小维持不下，竟将他十四岁的妹子（现已五年级了）以八十元的代价，卖给渔船里做小媳妇，虽经我们流泪的相劝，但到底终为生活所迫，劝不回来!”

《东南日报》就此曾刊登数则教员来稿，有一署名“苦教员”

者写信诉苦说：“我们长兴小学教师的待遇向来就很微薄，（普通每月20元左右）自从前年（1933年）打了一个9折，就觉得不敷应用了，到了去年，又是打了一个八折，九折后再打八折，一共不是成了七二折吗?假定是20元一月的收入，岂不是只剩14元4角了吗?扣去了6元的膳资，余下的8元4角，叫我们怎样的支配呢?!可是教育当局，不顾我们的死活，一扣再扣，扣了又欠，欠到现在已经有10个月了，（去年6月下半月起至今年4月15日止）难道我们做小学教师的，饭都不要吃的吗?衣都不要穿得吗?我们的家庭，也随着我们饿死吗?欠了人家的钱可以不还吗?将来的衣食，向那里去赊欠呢?”

1934年9月29日《东南日报》又有报道称：“说到他们（指小学教师）的代价呢，实在可怜得很，最多不过十五六元，少则四五元，较之现钱交易的黄包车夫，不及多多，一连欠了四个月的薪，家庭中的老和小，暂且不去顾他，就是个人生活，也难维持。

因之在初欠薪的时候，向人告贷；继则挟了大包小包的衣服，向长生库里跑；近来可愈弃愈糟糕了，日复一日的欠下去，弄得来借已无门，当亦无衣，一日三餐，将到了没有着落的日子，一切的寒衣，还安居在高墙头里，学校办公室的教员，好似监狱署里囚人，大家只有相对而泣。

改业吗，人浮于事，不敢轻易尝试，苦干吗?!只有饿死一条路。

唉!这是余杭的神圣教育，这是余杭神圣的教育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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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幕谁晓教师泣血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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