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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预料之中和意想之外（第3页）

可以说，迄今为止，除了华美影响力最大的两广，华美在福建和浙江的海上进出口贸易，其总开关还是掌握在郑芝龙集团的手里。

甲申之变，导致明朝权力棋局从北方转移到长江以南，类似郑芝龙这种曾经的“偏远军阀”

一跃成为核心力量，就必然会投身江南政治利益的斗争漩涡中。

郑芝龙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影响力是南明举足轻重的变数之一，更是南京沦陷马士英党和东林党同归于尽后的最大利益获益方。

历史上先扶持隆武帝登基，打压迫害其他抗清力量，后又投降满清，导致浙江和福建沦陷。

再延伸开来设想，如果没有把持隆武帝在前，就不会有绍武帝（隆武帝的弟弟）和永历帝的自相残杀在后的闹剧。

更别提之后年轻的郑森（郑成功），继承郑芝龙的战略思想继续玩弄南明永历政权平衡的一些小动作。

说起来，这些都和郑芝龙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在严晓松的长期计划里，政治、经济、军事实力远超大员颜家的郑芝龙，其明末走私垄断军事割据集团的封建军阀本质，是无法真正带来华美和明朝关系进步的。

无论是明朝本身的政治重整和开放，还是华美远东布局的经济利益，郑芝龙集团都是必须打破甚至是排除掉的对象。

在华美的远东布局还未到位前，严晓松不得不在当初构建的“远东3+1+1”

模式下运行一套相对保守的远东机制，迁就背靠明朝官方门面的郑芝龙集团的垄断地位，默许郑家继续吃大头。

只以两广、大员和吕宋的海商贸易代理人搞一些渗透，并不愿意主动挑起明朝海贸主动权的争夺战。

去年开始，严晓松领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远东战略小组，就希望利用明清战争的机会，顺带分解掉历史上导致南明政治、军事全面溃烂的郑芝龙割据集团。

对于外交执行方案有可能出现的变数，远东战略小组一共分析出了三种结果。

第一种结果，南明政权接受华美的正式通商外交条件，郑芝龙屈服，并积极配合华美的军事行动，以华美部署在远东的陆海军为主力，在长江沿线阻挡满清南下。

在成功帮助南明站稳脚跟之后，再借助已经打开的商业贸易口岸，对南明新兴势力加以长期扶持，肢解顽固守旧派，完成战略投资的利益回收。

这个结果属于最佳预想，大概就连最乐观的严晓松本人，对此成功率估算也只有一成不到。

但这却是华美军方最希望看到的结果，因为依照华美军方的多年经验，尤其是在南非总督区的几场小规模战争证明，华美陆军的作战后勤保障严重依赖战区水陆交通和大量劳力。

如果没有明朝官方组织的后勤支援，单凭华美陆军旅级编制部队自身的后勤运输能力，其最大作战半径不能超过登陆场200公里，根本无法深入明朝内陆作战。

第二种结果，南明政权因内部斗争和天朝思维无视华美的利益交换外交，拒绝开放福建和浙江，但出于紧迫危机感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默许华美主动对满清的打击。

以东林党士大夫为代表的南明官僚的自我清高姿态，这种结果出现率较高，但会形成华美热脸去贴冷屁股，南明安枕无忧继续玩内部PVP，郑芝龙继续把持福建的局面。

也就是说，华美军队要独自作战，在单方面付出巨大的军事和经济成本后，无论是华美在远东的利益格局，还是明朝本身的毛病依然不会发生任何改变。

甚至华美在明朝官僚眼里的威胁性，还将随着满清的败退而上升到首位。

不到万不得已，华美是不愿意接受这种结果去进行后续操作的。

第三种结果，南明政权出于安全焦虑和固执思维，不光拒绝华美的利益交换外交，同时也拒绝华美的军事援助。

这种结果的发生几率可以说是华美国家安全委员会估算最高的，但可操作性反而也比前两种结果更灵活。

原因就在于和对手比烂的南明一旦长江防线崩溃，郑芝龙等军阀被迫顶在战争最前沿，回头再考虑华美的提议就很容易了，例如历史上南明永历皇帝饥不择食的对外求援就如此。

综合起来，无论是国内的亲东方派，还是保守冷漠派，第三种结果看起来都是华美切入明朝事务的最佳途径，所获得的回报甚至会超过第一种结果。

到时候只需要一两次关键性军事打击，就能帮助吓个半死的南明士大夫们重新守住半壁江山，而阻扰华美的守旧势力也必然会在这个过程中遭到严重削弱，从而实现华美的远东战略利益诉求。

但是目前来看，这三种结果都没有出现，大部分人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南明朝廷和郑芝龙在这个过程中的自主性判断。

也许是华美方面还是把郑芝龙想得太随和了些，在郑芝龙恼羞成怒的动作下，南明内部斗争的副作用居然转到了华美的代理人头上，以一种杀鸡儆猴的模式企图逼迫华美转向退让。

在郑芝龙的手段拿捏下，第四种意想不到的结果出现。

虽然华美没有直接成为南明现有执政者的敌人了，但华美在明朝南方的最大商业利益代言人赵有恒和南海商号被重创。

不光香港租界续约外交中断，福建和浙江通商的利益交换被人无视，甚至连现有的两广利益都快要保不住了。

这种情况下主动出兵抵御满清南下显得自我犯贱不说，还有极大可能被南明斗争双方当枪使，成为铲除异己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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