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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形第四（第13页）

秦武王以为从此可高枕无忧，便以骄色示人。

一谋士见势不妙，便进言提醒武王道：“诗曰，‘行百里者半九十’，指的是把持到最后关头的困难。

今天的霸业是否能成，还得看各方诸侯是否出力，然而王现在就沾沾自喜，以骄色见人，而忽视图霸的准备，若让他国知道了，受诸侯攻击的恐怕非楚而秦了。”

秦武王虽精于政治，其霸业也只维系了短短的４年。

可见他没有听进谋士的忠言，在成功以后就松懈了下来。

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位办事谨慎的人。

太宗常对左右说：“治国之心犹如治病。

病人希望尽快痊愈，求医心切。

如果病人能认真听从医生的嘱咐，配合治疗，病就痊愈得快，反之，恐怕就要使病情恶化，甚至丧命。

治国也是同理，要想保持天下安定，就得事事谨慎，若在关键时候有所疏忽，必招亡国之祸。

现在天下的安危全置于我一人肩上，因此，我要慎重地警惕自己，我还需检点自己的言行，加紧努力。

但是，只靠我一人是难有作为的，希望你们能做我的耳目，发现我有所过失，请直言无妨，君臣之间如有疑惑而不说，对治国是极其有害的。”

唐太宗如此开明，才引出善于进谏的魏征；以这种态度施政，才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

。

要想万事顺利，就要顺风满帆不掉以轻心，以“安全驾驶”

的姿势去把握最后关头。

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兵家使用范例]

有功则赏，有过则罚

带兵打仗离不开法规制度，没有法制，士兵就如一盘散沙，不受约束，难以形成合力。

制定了法度，就有一个行动的准则，有功则赏，有过则罚，士兵自然服从指挥。

曹操是三国时期重要的政治家军事家，他治军一向严格，早在青年时期就初露锋芒，年仅20岁时，官拜洛阳北部尉。

洛阳是东汉王朝的首都，分东西南北四部，每部设尉一人，主管治安工作。

由于交通四通八达，来往人员复杂，加上达官贵人恣意妄为，治理难度很大。

曹操到任后，在衙署门外悬挂五色大棒十余根，宣布今后凡违犯朝廷法令者，不论是谁，一律严惩。

情节恶劣的，要用棒打死，决不宽贷。

他说到做到，一次，灵帝宠幸宦官蹇硕的叔父违禁夜行，曹操得知后，立即派人将其捉住，打死于棒下。

从此，那些目无法纪的权贵们再也不敢放肆，社会秩序因此有极大改观。

曹操做大将军时，曾任命满宠治理许都。

曹操有位弟弟曹洪，他的宾客犯法当死，曹洪向满宠求情，满宠不允。

曹洪又去求曹操，曹操本打算过问，但满宠得知后，提前把那宾客处死了。

事后曹操非但没有怪罪，反而称赞满宠这种依法办事的作风。

在执行军法方面，曹操更是以身作则，身体力行。

他在讨伐南阳张绣时，行军路上，两边尽是绿油油的麦田，曹操下令士兵，不准践踏麦田，违者斩首。

不巧曹操自己的坐骑受惊，跑进了麦田，践踏了一大片。

曹操立即要主簿议罪。

主薄说：“《春秋》之义，罚不加于尊。

你是军中主帅，不能治罪。”

曹操说：“制定法令的人，自己违反，如果不治罪，怎能统率部下！

我是主帅，不能自杀，但也要加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