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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希姆莱戴笠（第9页）

在特务处的仰慕者们的心目中，白世维（旗人后裔）是个传统豪杰的典范。

因为他具备燕赵之士的气质，慷慨豪爽，胆大心细，沉着勇敢。

1933年5月的一个早晨8点，白世维和他的同学王天木和陈恭澍在北平北场大街甲18号的一个秘密据点与郑介民碰头，郑介民对白说：此去必须达成任务！

最低限度也要做到同归于尽，千万不能落到日本人手里，增加政府的困难，给日本军阀以侵略的借口。

此去生还的机会不多，若不幸牺牲，你对家庭有什么交待？

白回答说：“家有父母，两个哥哥，老婆和一个不满周岁的女儿宗蕙。

我家尚有薄产，生活不成问题，若不幸牺牲，希望政府对我的父母妻女略加照顾，就死而瞑目了。”

张敬尧在北平六国饭店租下了几个房间。

当天，白世维带着“尊严和行刺的决心”

，找到了这个军阀的据点。

他冲进去将张敬尧击倒。

军阀女伴的尖叫声引来了饭店侍从和经理，白世维咄咄逼人的举动吓得他们居然让刺客在眼皮底下逃走了。

顺利逃走并在抗日中幸存的白世维，1949年后成了台南市警察局局长，后来当选为台南市参议院参议。

戴笠的另一个暗杀目标是吉鸿昌。

《塘沽停战协定》签署后，冯玉祥在1933年5月组成了20万人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

，吉鸿昌担任副司令，由此与蒋介石发生冲突。

蒋介石迫使冯玉祥辞去总司令的职位后，包括吉鸿昌在内的副总司令们被诱惑投降。

但当逮捕他们的命令下达时，国民党负责这一行动的将军不肯下手，反而给吉鸿昌提供前往天津的交通工具，吉在天津租界区安身。

为了躲避蒋介石的特工，他在法租界的国民饭店租了38号房间。

戴笠安排特务处华北区行动组组长陈恭澍负责谋杀吉鸿昌。

1933年11月9日，陈与另一个行动组特工吕一民到国民饭店刺杀吉鸿昌。

谋杀失败了。

吉仅被一颗流弹击中肩头，而另一叫作王化南的人却被错杀了。

此事件导致了法租界的警察逮捕吉鸿昌，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吉被引渡给中方并遣送到北平宪兵部。

在何应钦作为“北平军事委员会”

委员长调查了此案后，吉鸿昌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

但他拒绝投降，于1933年11月24日英勇就义。

杀害吉鸿昌被认为是军统早期戴笠在华北地区的重大成功之一。

他在南方最著名的类似“成就”

——后来被特务处夸耀为“杰出之作”

，是在上海法租界杀害反蒋的杨杏佛和在浙江海宁杀害史量才。

1933年6月18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会长杨杏佛偕长子由上海中央研究院乘车外出，遭国民党特务袭击，中弹身亡。

在此前，他一直从事反蒋反独裁的民权运动工作，被蒋介石视为眼中钉。

史量才被列上黑名单是出于三个原因。

一是因为他继续介入人权保障同盟，而且他的《申报》大张旗鼓地抨击政府谋杀杨杏佛。

第二是因为史量才坚定地公开支持抵抗日本侵略的强硬政策。

早在1932年1月28日上海爆发中日战争以后，同蒋介石的胆怯截然相反，史量才自己出钱公开向勇敢保卫上海的第十九路军捐献巨额军饷。

第三个原因与国民政府的“党化”

教育政策有关，这项政策由新上任的教育部长朱家骅执行，此人的警察背景是学术界的不祥之兆。

朱在柏林大学获地质学博士学位，并“被认为是个纳粹式政府的崇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