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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统头子戴笠的继承人毛人凤（第11页）

他常常强调情况与过去不同，不得不采取更为毒辣的办法。

他最毒辣的一手，是在全国快解放前保密局逃往台湾的时候，不少叛徒比一般人都害怕，争先恐后急于要走，他却偏偏把这些人留下来，不准他们去台湾。

南京解放前，一些在保密局特种政治问题研究组工作的叛徒，全被他丢了下来，甚至连组长瞿梦秋都没有带走。

他认为这些叛徒能利用的地方已利用得差不多了，去到台湾人地生疏，起不了什么大作用。

台湾地方小，也不需要用这么多人，去了只有增加负担，留下来的好处却大得很。

他的心里是有算盘的：第一，过去国民党抓到这些人，不但没有杀掉，而且给了他们官做，当然这些人对共产党是不利的。

共产党再抓到他们，一定要算这笔账，很有可能被杀掉。

这时国民党就可以大肆宣传，我们都不杀的人，被共产党杀掉了。

这是最好的材料，他们的亲友也会对此产生很大反感，认为国民党还要好得多。

第二，丢下这些人，可以给共产党增添不少麻烦，同时也必然要涉及到他们不少的亲友。

这样一来，至少要花大量人力去搞清楚他们的情况，而我们留下来的人员便可以减少一些危险。

第三，如果这些人没有被杀而又重新得到共产党的信任给予工作，那便证明他们在许多问题上有了隐瞒。

那时军统再派人去找他们联系，如果不肯干的话，便可以威肋他们，宁可同归于尽。

第四，这些人在替军统工作时，生活待遇都很不错，以后在共产党内不但要受到轻视，生活也过得不好。

在相形之下，他还会留恋军统。

在他这一措施之下，不少过去怕死而变节的叛徒，像抗战期间的十八集团军洛阳办事处长，四野参谋处作战科长（四平街战役被俘叛变），解放前在重庆被捕后叛变的市委书记，以及1947年在北平、西安等处被捕的一批地下党员中少叛变的人，都一起被他抛弃下来。

有些叛徒一听到叫他们留下，不让去台湾，甚至跪下去哭了起来，他还是不答应。

当时许多特务连家里的老妈子都坐上飞机跑了，而这些人却眼泪巴巴地准备当俘虏。

甚至一些替军统拼死拼活干了多年的老叛徒，最后也被他甩下了一批。

保密局第二处副处长黄某，抗战时随同张国焘一起工作，任过专做延安情报活动的陕北站站长，解放前夕拖家带眷在成都找到毛人凤，一再哭着要求去台湾，毛人凤坚决不答应，还命令他继续去西康活动。

又如替军统搞过多年训练，当过华中区区长的苏联留学生叶某，以及在军统任过督察室主任的徐某等多人，都被他甩下。

可是毛人凤对一些他认为可能回到人民行列去的叛徒和脱党分子，却又坚决要他们去台湾，害怕这些人将来对军统工作不利，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他对在军统中主持过多年训练工作的余乐醒。

余乐醒是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以后留学苏联。

毛人凤知道他与一些留法留苏的中共领导人认识，他不肯走，便一再强迫他去台湾。

余乐醒只好把老婆孩子等先送去台湾，自己留在上海。

后来毛人凤听到有人说余乐醒行动可疑，便又不让他去，而准备逮捕他，但又没有证据，怕引起内部的反感。

因余在军统中工作的亲戚即达40余人之多，学生更是数以千计，所以不敢贸然下手。

在上海临解放前，毛人凤曾派人去逮捕余乐醒，但他因得到在稽查处工作的一个学生打电话通知他，才没有遭到毛人凤的毒手。

毛人凤很迷信看相、算命和风水这类东西。

他最要好的助手，保密局局长办公室主任潘其武，对他在这方面的影响也不小。

不论在重庆、南京、上海，潘其武发现有什么有名的相命家，总要带毛人凤去试试看，当国民党彻底失败逃到西南准备最后挣扎的时候，毛人凤也附和一些军政头子的迷信说法，认为国民党的惨败，不是由于它们本身的腐朽和失去全国人心，共产党打胜仗也不是由于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和领导的英明，最主要的原因是国民党政府那面国旗犯了错误。

因为它是青天白日满地红，象征国民党被共产党包围，满地都是红的，他准备正式向蒋介石建议，立刻把国旗改正过来。

他们要把国旗改为国民党的党旗一样，全部是青天白日，而把满地红缩小成为一点红放在白日中间，这样做的意思是用以象征国民党包围和吞并共产党。

1949年10月间，毛人凤在昆明和下属津津有味谈到这个问题时，还感到这一发现太迟了一点。

毛人凤对戴笠的遗物不大爱使用，他对戴笠先前乘坐的小轿车一直不感兴趣。

毛人凤还没有回南京前，蒋介石把戴笠常用的几辆轿车分别给了他和郑介民、唐纵。

他坐了几次便要把车子转让给副主任秘书张严佛。

戴笠在南京、上海等地接收的房子，他一处也不要，宁愿自己另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