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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同意他的意见后,他再度去上海,当面向军统在上海的几个大特务王新衡、刘芳雄、陶一珊等说明蒋介石对本案的态度。
这案牵涉的人很多,调查到的就有40多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是信大纱号老板孙子信,竟在特务包庇下逃往香港。
郑介民自始至终都抱着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态度,结果只将贝祖贻免去中央银行总裁职务,将中行业务局长林苞、副局长杨安仁和詹连生3人交上海地方法院判处徒刑。
这件轰动一时的大贪污舞弊案就此了结,郑介民既没有得罪人,暗中又得了不少的好处。
郑介民贪污敛财的手段是相当“高明”
的。
他自己一向假装“清廉”
,他的部下谁也不敢直接向他去行贿送礼。
实际上,他是一个贪污能人,自己却不经手,而由他老婆柯淑芬出面。
他装出一副怕老婆怕到极点的样子,想使人相信他是没法奈何她,万一事情发作,他又可假装完全不知而不负责任。
所以别人当面说他怕老婆,他总是笑容满面地承认,有时还故作解嘲地说:“怕老婆有好处,可以省麻烦。”
他虽然在这个问题上大耍手段,但明眼人还是很清楚。
他每天回家,到家里的东西一天天多起来,房子新造起来,他会不明白这是从哪里来的?抗日战争期间,他老婆经常托二厅派到国外去的一些武官、副武官代买东西,买来了照例是不给钱,变相叫人送礼。
当时驻印度加尔各答领事陈质平(军统特务),是专门替戴笠采购日用奢侈品的。
她也经常要陈买这样那样,买回后照例由军统局付款。
她把这些从国外买来的东西,留下自己喜欢的以后,其余的则送到她住的重庆临江路川盐一里附近一所拍卖行去寄售,这个拍卖行存列的外国货很多是她送去的。
当时那些被她敲竹杠的部下,总希望让郑介民知道自己送了礼,常有人亲自带着东西到他家里去。
郑介民每见人挟着礼物去看他,总是借故避开,等他老婆来收礼。
像这些小搞一下,郑介民的确没有经手过,完全由他老婆出面。
戴笠死后,他没有什么顾虑了,便大搞起来,许多事他也不再假装正经,亲自动手。
1946年秋天,军统决定把重庆的2000辆十轮大卡车运一部分去南京,准备与江南汽车公司合伙做运输生意,由沈醉去上海接洽购办汽油5000大桶。
有一天,上海陆根记营造厂老板陆根泉来找沈醉。
陆根泉过去和戴笠很要好,抗战后帮同军统在上海接收,并替其做生意,又正在南京为军统建造办公大楼,和沈醉的关系也很好。
陆向沈醉提出,请求在购运汽油去重庆时,他要加购1000大桶,随同运往重庆。
沈醉说购油公文和向招商局接洽船只的公文都已写明数量无法更改,拒绝了他的请求。
当时西南各地汽油奇缺,由上海运去很不容易。
招商局怕运汽油出事,许多机关请其拨船运油都被拒绝。
军统不仅在该局有一个特务组织——警卫稽查组,并且了解该局许多黑幕,所以交涉船只方便。
在上海购买一大桶美国汽油,只按官价付50加仑的钱,实际上是装53加仑,按官价运输一共不到黄金1两。
而运到重庆、成都等地,一大桶汽油可卖黄金2两多,是一本万利的好生意,但没有特权却赚不到这笔钱。
隔了两天,郑介民的老婆邀请沈醉到她家去吃晚饭,陆根泉也在座。
刚入座,郑介民由北平打来长途电话,叫沈醉去听电话。
郑介民在电话中说,陆根泉需要由重庆运东西去上海,要沈醉帮助陆购汽油1000大桶,随同所购的物品一同运往重庆。
沈醉当然答应照办。
第二天,沈醉向毛人凤说明情况,把公文上的购油数字改为6500大桶。
汽油在重庆售完以后,陆和沈醉在结账时说:“我这次是完全代人尽义务的。”
郑介民一个长途电话和他老婆一顿便饭,便捞到1000多两黄金。
1947年,郑介民不顾别人议论,将军统在上海杨树浦接收的一座规模相当大的锯木厂连同地皮以极廉的价格批准由陆根泉购买。
这座厂占地有好几十亩,还有自己的起卸木材的码头和仓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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