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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济棠等反蒋介石通电发出后,仅仅一个月左右便弄得众叛亲离,不得不通电下野。
这次事变很快结束,郑介民在其中起了不小的作用。
当他很高兴地准备回南京报功请奖时,戴笠又叫他到广州布置保护蒋介石的工作。
8月间,蒋介石飞到广州。
郑介民这次去见蒋介石,自然又得到一番奖励。
蒋介石离开广州后,他才回到南京,戴笠又为他举行一次庆功大宴会,并给他申请到一笔巨额奖金。
1937年,“七七事变”
发生后,郑介民被调为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三处处长,主管对日作战的情报工作。
一面悔恨自己没有带兵打过仗,“武”
的气味还差一些,一面又醉心于想当一个“儒将”
“七七事变”
后,蒋介石在表面上虽然接受了中共所提出的一致联合起来抗日的主张,而暗地里却更加积极地进行反共防共的阴谋活动。
当国民党政府从南京逃到武汉后,在珞珈山举行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便提出要增加一个庞大的特务机关,把原来由陈立夫领导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全部交与戴笠,另在中央党部内设立一个同样的调查统计局,以加强特务力量。
蒋介石当时虽有意提拔戴笠,但苦于他的资历不够,只好指定他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贺耀祖为局长,以戴笠为副局长负实际责任。
但对郑介民的安排却成了问题,蒋介石不让郑介民离开这个特务组织,又不便设两个副局长,最后才决定让郑介民兼任军统局的主任秘书,协助戴笠工作。
郑介民对这个名义很不痛快,开始很不愿去办公,老是推说事忙抽不出时间,这个主任秘书便成了一个有名无人的空位。
戴笠也了解郑介民的心理,不好勉强他去,而内部工作却还得有人领导,便在军统局中仍保留书记长这个职位,主持内勤业务。
唐纵、张严佛、周伟龙、吴赓恕四人先后担任过书记长。
当时军统特务之中,不要说外勤特务不知道这个主任秘书,连内勤也有些人不知道书记长之上还有这样的领导人。
戴笠感到这样下去有问题,不但郑介民可以借口不去军统工作,特别是怕蒋介石查问起来无话交代,才于1940年将书记长名义取消,改为代理主任秘书,由戴笠的亲信小同乡毛人凤来担任这一职务。
一直到1946年3月间戴笠死去前,郑介民的这个主任秘书都是由毛人凤代理。
到1942年前后,中美所工作正在开展,毛人凤忙不过来,又增加了一个副主任秘书,由张严佛担任,直到抗战胜利。
郑介民对军统局这个主任秘书的本职不大感兴趣,可他的老婆却生怕丢掉了这个位子。
因为军统局钱多、东西多,可以源源不断地供应,不但郑介民所乘的汽车、汽油由军统局供给,家里用的副官、男女佣人、厨师等都是军统局支薪,连家里的许多开支和应酬请客等费用都由军统局包下来。
军统控制的公开机关如缉私署、货运局、交通检查处等走私和缉私得来的东西,对军统大特务“进贡”
时,总有郑介民的一份。
为了这些,郑介民的老婆去军统局局本部的次数,却比郑介民还多。
每当戴笠离开重庆,毛人凤要找郑介民去军统主持纪念周时,郑介民常推说事忙抽不出时间。
毛人凤以后找到一个窍门,只要打电话到他家里告诉他的老婆一声,第二天郑介民一定准时到达,从不误事。
抗战开始不久,蒋介石曾请求英国帮助成立一个突击部队。
郑介民得到这一消息,对此很感兴趣,便托人向蒋介石去要求,希望派他去担任这项任务。
蒋介石认为郑介民没有带兵打仗的经验,不适宜搞这种工作,另派李默庵去筹备成立英械装备的突击部队,郑介民又一次感到大失所望。
当参谋本部改组为军令部之后,郑介民却意外地被蒋介石提升为该部第二厅中将副厅长。
这样虽使他安下心来,却仍不忘情于带兵的工作。
1939年陆军大学设立将官班,专门调训国民党中高级军官时,他便请求带职去受训。
当时有人问他,为什么还要去进陆大?他很高兴地说:“现在的军事机关和部队的幕僚长,规定都要陆大毕业生,如果自己不是,不但没有机会能带兵,也不懂业务,无法工作。
而且由于和陆大学生不是同学关系;也不易驾驭,所以非去不可。”
郑介民于1939年9月前后进陆大将官班,1940年4月毕业。
当时陆大还设在贵州遵义,有些调训的高级军官带职学习,连画地图都要参谋代办,本人则经常跑到重庆、贵阳去玩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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