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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次唐纵发出一个防止各地学潮的命令,韩认为不合首都情况未予执行,而且未将命令转发下去。
唐纵了解到这一情况,加上韩自己拟的办法又不向他备案,非常不痛快,立刻打电话向韩查问,韩答复使唐纵很不满意,两人在电话中争执起来,韩才答应把唐纵的命令转发下去,韩虽然把唐纵的命令转发下去,但并不遵照执行。
加之特务们从中挑拔,两人之间矛盾越来越大。
特务们挑拔唐、韩两人矛盾的一个手法,是每次唐纵召集韩去总署开会时,故意把通知迟点送去,有时干脆不送。
他们的办法很巧妙,在送这些通知时,往往先把一件不重要的东西送去。
唐纵是很细心的人,遇到韩没有按时来开会,便要追问通知送了没有?特务们便拿出送文簿给他看,明明是按时送了去。
其实,送文簿登记的是一份普通公文,而开会通告却是隔了些时才送去的。
韩不能准时参加或不参加时,唐纵总认为韩目中无人,瞧他不起,更恨韩。
特务们这种做法,是希望唐纵把首都警察厅夺过来。
这样他们在南京为所欲为就更方便了。
从1947年夏天开始,唐纵决心要去掉韩文焕这个眼中钉。
他自己并不直接出面去请求蒋介石撤换,而是经常跑到保密局请求郑介民、毛人凤帮助他;发动在南京的军统特务从各方面搜集韩的贪污不法罪证,通过保密局向蒋介石去检举。
韩任厅长后,大大小小的贪污事件本来就很多,经过特务们有组织有计划地去搜罗,几个月工夫便找出一大堆来,蒋介石便决定要撤换韩文焕。
唐、毛两人都从蒋介石身边的亲信们口中了解到这一情况,都准备把与自己有关的亲信推荐出来接替韩的职务。
正当唐、毛两人为此争夺不休的时候,郑介民却轻易地抢了过来。
郑介民提出他的小同乡和私交最深的黄珍吾来,蒋介石一向很器重这个人,果然一保就准。
黄珍吾虽不是军统分子,但军统可以完全控制他。
宪兵方面也因黄是老团长,夙有渊源,就这样很顺利地接掌了首都警察厅长。
黄对唐纵是俯首贴耳,惟命是从,从此改变了警察总署命令刚出署门就碰钉子的现象。
唐纵收拾宪兵系统的北平警察局长汤永咸,是没有费多大气力的。
韩文焕下台后,特务们便怂恿唐纵,一不做二不休,把汤也拉下来,而以军统特务杨清植接替。
蒋介石批准后,特务都很高兴,认为这些失去的“地盘”
又一个接一个夺了回来。
唐纵和毛人凤对上海警察局长一职早就想夺了过来,淮海战役发生后,原上海市警察局长俞叔平在内外夹攻之下,由汤恩伯出面保荐毛森接替了这个职务。
在两年多时间中,唐纵终于把要抢的都抢到手中。
到1949年4月,唐纵已不再是那么兴致勃勃、劲头十足了。
当时由于蒋军主力大部已被歼灭,南京人心惶惶,高官们的家眷都在作逃往台湾、香港和国外的打算。
唐纵还在故作镇静不送他的老婆和孩子们走。
有人问唐纵为什么还不送家眷走的时候,他叹了一口气说:“我如果一动,别人的闲话就更多。”
他沉思了一会又说:“迟早是要送走了。
我们都得走的。”
接着他谈到当时的局势,认为很难乐观。
他非常恨李宗仁,认为这个时候还不能和蒋介石合作,要抢总统当。
他对共产党的政策和解放区的情况有相当了解,说共产党最厉害的是统一战线这个政策,将来许多国民党的大官都会被拉过去。
他的话中充满着悲观情绪。
几个月后,唐纵从上海坐飞机离开了大陆。
到台湾后的第二年,他被蒋介石派往韩国任驻韩国大使,1954年回台后先后担任“总统府”
国策顾问、台湾省政府秘书长、“中国农民银行”
总裁等要职。
1976年蒋介石病逝后,他在家中伤心了一个多月,1981年在台北病逝,终年7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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