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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二帝三王（第2页）

会做人的评价，李公公见识的人多了，绝不会轻易送人这样的评价，而这位杨编纂，因为从来不在人后说人不好，而听到或者见到人的过失，也从不多说一个字，得到了他的好评，而且他不像其他眼高于顶的官员，见到太监都是呼来喝去不当人看，这我杨编纂就十分和蔼可亲，话也说得体贴，他自然愿意结交。

“李公公，”

杨士奇注意到李公公手上的书，便问道：“皇上让您来挑《周礼》啊？”

“可不是吗，”

李公公弹了弹书页，有些烦躁道：“皇上现在不是和方先生天天论周官法度吗，只要方先生来，我就得把腿跑断，今儿倒还略松了，黄先生和齐尚书来了，我才能跟您说这么会儿的话。”

李公公嘴里的“方先生”

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方孝孺了，早在洪武年间，因为高皇帝的“三不用”

，就让他声名显著，而新帝一即位，就从蜀王那里征召来在蜀地讲学的方孝孺担任诗讲学士，国家重大的政事新帝都要向他询问。

而且因为新帝喜欢读书，每当碰上疑难，就召见方孝孺让他讲解。

甚至临朝，百官奏事的时候，皇帝有时都会命令方孝孺趋身屏风之前批答文书。

皇帝和方孝孺几乎每日相见，一见就是几个时辰，讨论的都是上古的周官法度，一心要恢复二帝三王之治。

这并不是一件好事情，至少对两个人来说是这样——一个就是李公公了，因为方孝孺每次和皇帝讨论周官法度的时候，都要援引有关《周礼》的许多书籍典故，而皇帝每次都命他跑来文渊阁查找，而每次方孝孺提到的典籍还都不一样，比如前几天要找的贾公彦的《周礼疏》，郑玄的《礼记正义》等等，他每次都跑断腿，因为文渊阁藏书太多，他查找不易，耽误了时间，还差点受罚。

要说文渊阁有多少藏书，要看文渊阁有多少书架，书架是按千字文排序的，共有天、地、元、黄、宇、窗、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闰、余、成、岁、律、吕、调、阳、云、腾、致、雨、露、结、为、霜、金、生、丽、水、玉、出、昆、冈、剑、号、巨、阙、珠、称、夜、光，整整五十六种编号，每一个编号对应三十个书架。

比后世的天一阁如何？这要是叫张昭华来看，她虽然见识过天一阁的藏书，但是她也知道偌大的天一阁只有三十二种书籍编号，这个被称作民间最大藏书楼的地方，却比文渊阁少了整整二十四个编号，可见文渊阁书籍浩如烟海了。

更叫李公公苦恼的是，这个方孝孺吧，学识太过广阔，他除了要李公公费尽心力找书，还要找不同刊印的版本——有的是国子监刊印的，有的是私家书坊刊印的，李公公倒也是服了这个方先生，每一个版本那细微的几个字的不同，他全都清楚！

这就更造成了他寻书的困难了，还要看是哪个地方刊印的，比如说方孝孺说，要洪武十二年江陵文翰书坊刊印的某一本，那可真能让李公公找一两个时辰，有时候都能找得头晕眼花，气得他在心里腹诽不知多少次。

这是李公公的不满之处了，而杨士奇听闻方孝孺促使朝廷依据周礼更定官制，也是十分不解。

其实在刚开始确定要更改官制的时候，杨士奇是非常赞同的，因为改制起源于一个月前，寿州训导刘亨的上书，书中这么说：“文武并用长久之术，六卿秩卑于五府，非所以示均隆，宜并为一品；国子祭酒师表天下，不当在太仆下。”

六部尚书官秩仅为二品，这是除宗人府官和师傅保外，文臣的最高品级，是低于五军都督府武将的品秩的，而国子监祭酒这样为万世师表的官职，品秩居然低于为皇帝养马的官员，这自然是不对的，而高皇帝之所以如此设计，其目的还是为了压抑大臣，确保纲纪政令出于天子，天子威福不移。

高皇帝需要的是帝王的家奴，也视百官群臣为帝王家奴，这些家奴可以由天子随意处置，或者罢黜，或者廷杖于死。

而高皇帝开创的廷杖，使大臣身心遭受肆意摧残折辱，所谓“血溅玉阶，肉飞金陛”

，正是廷杖惨烈之状的真实写照，这也是新帝亲眼所见，而深为不赞同的。

大臣当有大臣体，刑不上大夫乃是古训，所以奏疏报上，不光文官认同，新帝也十分赞同，想要通过提高文臣的地位，实现他倚任大臣治国的想法。

只是什么时候，这更定官制变了方向，不进行制度上的实际变革，而是开始调整官职名号起来，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都察院改为御史府，通政司改为通政寺，大理寺改为大理司，六部侍郎改为六部侍中，太常寺卿改为太常卿等等，简直就是慕古标榜，什么实际意义都没有，但是就这样毫无意义的改革，每天都在进行，今日定了这个名字，明日改了那个勋阶，甚至连三大殿六宫的匾额名称，也要改掉。

这些也就罢了，教杨士奇看来，也无关什么大碍，总理官职名称改革的方孝孺说白了是个老儒，以他的字就能看出来，方孝孺字希古，就是希慕古圣先贤之意，他言功业，则以伊尹周公为准；言道德，则以孔子孟子为宗。

只是最近他还听闻了一个消息，这让他非常难以置信。

“李公公，”

杨士奇斟酌词句，小心问道：“外间有传言说，方先生向陛下进言，要恢复井田制——不知公公侍奉近前，有无闻听此事？”

“唔，实话说，”

李公公闻言一震，道：“还真有这事儿。

方先生考据古今，说恢复周朝时候的井田，就能使人人有田，田各有公，通力趋事，相救相恤。”

所谓的井田制，就是将耕地划分为多块一定面积的方田，周围有经界，中间有水沟，阡陌纵横，像一个“井”

字，一个人耕种大约一百亩。

而井田制规定一切土地属于国家也就是周王左右，周王把土地层层分赐给诸侯，诸侯赐给卿大夫，卿大夫再赐给子弟臣属。

而所有的受封的人，对土地只拥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只能世代享用，不能转让买卖。

井田制这个东西，放到后世，是个初中生都学过，它是逐渐瓦解了，不是因为周王室衰微，而是因为生产力水平提高，铁器使用，耕牛推广后，耕地面积增大，这些新耕出来的田，就不属于周王室了，封建地主在自己的私田上招募百姓，给更多的粮食，人人都不肯耕种公田了，私有制和公有制比起来，是个人都知道选哪个。

土地买卖和私有制，行到今天，居然要重新恢复上古的井田制，这简直让人匪夷所思，即使现在的人不知道封建经济和奴隶经济的区别，但是不妨碍国朝是有有识之士的，很多人都反对这一改革，认为这是“画饼充饥、贴符止病”

之举，连方孝孺的好友，也就是推荐杨士奇入朝的王叔英都十分反对，认为要在国朝施行井田制，简直是“倒行逆施”

，井田是“行于古而难行于今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