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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章（第2页）

像唐诗上的”

凄凄去亲爱，泛泛入烟雾”

，可是那到底不像这里的无牵无挂的虚空与绝望。

人们受不了这个，急于攀住一点踏实的东西，因而结婚了。

有一对男女到我们办公室里来向防空处长借汽车去领结婚证书。

男的是医生，在平日也许并不是一个”

善眉善眼”

的人，但是他不时的望着他的新娘子，眼里只有近于悲哀的恋恋的神情。

新娘是看护，矮小美丽、红颧骨，喜气洋洋，弄不到结婚礼服，只穿着一件淡绿绸夹袍，镶着墨绿花边。

他们来了几次，一等等上几个钟头，默默对坐，对看，熬不住满脸的微笑，招得我们全笑了。

实在应当谢谢他们给带来无端的快乐。

到底仗打完了。

乍一停，很有一点弄不惯，和平反而使人心乱，像喝醉酒似的。

看见青天上的飞机，知道我们尽管仰着脸欣赏它而不至于有炸弹落在头上，单为这一点便觉得它很可爱，冬天的树，凄迷稀薄像淡黄的云；自来水管子里流出来的清水，电灯光，街头的热闹，这些又是我们的了。

第一，时间又是我们的了——白云，黑夜，一年四季——我们暂时可以活下去了，怎不叫人欢喜得发疯呢？就是因为这种特殊的战后精神状态，一九二○年在欧洲号称”

发烧的一九二○年”

。

我记得香港陷落后我们怎样满街的找寻冰淇淋和嘴唇膏。

我们撞进每一家吃食店去问可有冰淇淋。

只有一家答应说明天下午或许有，于是我们第二天步行十来里路去践约，吃到一盘昂贵的冰淇淋，里面吱格吱格全是冰屑子。

街上摆满了摊子，卖胭脂，西药、罐头牛羊肉，抢来的西装，绒线衫，素丝窗帘，雕花玻璃器皿，整匹的呢绒。

香港重新发现了”

吃”

的喜悦。

真奇怪，一件最自然，最基本的功能，突然得到过份的注意，在情感的光强烈的照射下，竟变成了下流的，反常的。

在战后的香港，街上每隔五步十步便蹲着个衣冠济楚的洋行职员模样的人，在小风炉上炸一种铁硬的小黄饼。

我们立在摊头上吃滚油煎的萝卜饼，尺来远脚底下就躺着穷人的青紫的尸首。

上海的冬天也是那样的罢？可是至少不是那么尖锐肯定。

香港没有上海有涵养。

休战后我们在”

大学堂临时医院”

做看护。

除了由各大医院搬来的几个普通病人，其余大都是中流弹的苦力与被捕时受伤的乘火打劫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