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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了这么多的手段,自己也高度重视,特务监视、严刑峻法全用上了,按说贪污行为应该绝迹,然而情况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然而大秦朝的官员们仍然前腐后继,活像一群敢死队,成群结队的走向反贪司的大牢、或者奔赴法场、或者流放千里,却仍然不知道收手呢?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天佑朝的贪污状况,居然比昭武朝后期还要严重,仅次于文彦博秉政时期,令人匪夷所思。
秦雷陷入了困惑之中,他十分不理解,为什么这些饱读诗书,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人生信条,讲究‘温良恭俭让’的知识分子,就那么喜欢贪污呢?
经过反复的思考,他隐约觉得,这跟现在这帮官员出身有关,自己的官员政策也难辞其咎——用雷霆手段,对士族官僚犁庭扫穴固然干净利索,可把那些社会地位不高、财富状况也远远不如士族的庶族书生骤然抬上高位,却显得有些欠妥。
这好比他把肥肠满脑的前任贪官撵走,再换上些穷兮兮的新官一个道理。
这些新官固然会想干出一番事业来证明自己,但看着那些离任官员赚得盆满钵满,依然享受着奢华的生活,就连社会地位也比自己高,心里的不平衡也就可想而知了。
很自然的,便会有人效仿前任开始捞钱,之后又会有更多的人来效仿先行者。
而且他们或他们的家族,普遍有段辛酸的奋斗史,许多人的家里都是刚刚走上小康、甚至还有挣扎在温饱线上的。
其对财富的重视程度,要远远超过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世家子弟,吃相自然也比他们难看,这是毋庸讳言的。
而且天佑年间,国家经济高速增长,财税收入节节攀升,各州府县的库房里都堆满了粮食银钱,更让官员们心痒不已,在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贪污再所难免。
要解决这个问题,便必须有效的监督,除了自己玩老命的捉虫之外,他还寄希望于六大复兴衙门推举出来的三十六名巡察御史身上,指望着这些拿复兴衙门俸禄的官员,能帮着自己更有力的监督那些不省心的官员。
而另一方面,秦雷也终于明白了‘水至清则无鱼’的道理,为了能让改革顺利进行下去,除了对明目张胆贪赃枉法的官员严惩不贷外,暗中也给官员们留下了后路。
比如说大秦施行‘税赋折银’的制度,老百姓上交朝廷的各种物品如粮食、蔬菜、布匹、水果、药材等,都是按照规定折算成银两上缴的,而折算比率虽是由朝廷掌握,但地方上自然有特殊情况,适当照顾照顾,从中捞一笔,似乎也是很正常的。
官员们还创造出了‘折色火耗’一词,因为百姓交上来的银钱,形状千奇百怪、成色也十分混杂,所以要由官府统一熔锻成整齐的银锭上交朝廷。
而碎银熔煅时可能会有损耗……官府就用这个名义来征收多余的银两,这些多征的赋税就称为火耗。
其实到底有没有损耗,也只有官府自己知道,这不过是一个多收钱的借口罢了。
秦雷知道这个情况,却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除了时不时的敲打一番,并没有下死手整治,因为他知道按下葫芦浮起瓢,阻止了这个法子,那些‘天才’的官员们,还会想出更多更绝的法子来贪污。
与其到时候让百姓更加受罪,还不如默认这个还算有节制的贪污法子呢。
于是乎皆大欢喜,朝廷该收的一分钱没少收,老百姓也不用听凭官员糊弄,贪也好,抢也好,说好了宰一刀就宰一刀,至少日子好过点。
官员们也捞到了好处,日子过得还算不错,就这么着了吧。
所以事实证明,你得给人留条活路,要是想干事儿,就更得让大家都满意了,兔子急了还咬人呢,何况人呢?
秦国虽有点小乱子,但相比起老冤家齐国来,那简直就是在天堂上了。
自从那场大战之后,齐国便深陷百胜公神话破灭的泥沼之中,不可自拔,皇帝对赵无咎不再百依百顺、时不时有‘廉颇老矣’的言论发出;贵族阶层悲观失望,整日在宴饮享乐中麻痹自己;百姓们则被赵无咎透支国力的后遗症压得民不聊生,每天都有相当数量的流民逃往秦国,从事秦人不愿做的苦力谋生。
如果不是从天佑二年开始,秦国商人向齐国大量出售粮食,大大平抑了齐国的物价,又高价收购麝香、鹿茸、山羊皮、犀牛皮,给了齐国带来了大量的收入,不然非要出大乱子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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