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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六八章 得失之间（第1页）

江水滔滔，明月朗照。

远离战火的宜昌城，花灯高悬，笑声不绝，空气中飘散着桂花和美酒的幽香，十余年来，宜昌城内城外八万余民众，第一次能够过上个安定祥和的中秋佳节。

一江之隔的南岸，占地七百余亩、依山傍水的崭新大营没有半点儿节日气氛，从落成到现在均处于严密戒备之中，宜昌民众只知道这里是川军宜昌新兵训练大营和中转兵站，位于军用码头上方的辕门外的牌子上清楚地写着“宜昌警备司令部训练基地”

。

在宜昌设有领事馆的日本人、英国人、法国人和国内各方势力，比起老百姓了解得更多些，但也只是把这座掩隐在绿树丛中的普通军营，看作是川军东进的桥头堡和出川跳板，象征着川军的野心，昭显川军的军事存在。

实际上，新落成的南岸军用码头，远比军营更令人瞩目，完全是钢筋混泥土浇铸的军用码头，时常停泊几艘内河炮艇和几艘快速缉私艇，还拥有四座不次于北岸主码头的装卸吊机，相比之下，上方的军营看起来显得普普通通，毫无特色。

坐落在军营深处山坳下的几栋两层钢筋混泥土式建筑毫不起眼，方圆百米支内只有两条林荫道进出，百米外甚至看不到这片建筑的存在。

其中，背靠山岗的主建筑，外表方方正正朴实无华，内在却装饰精美设施齐全，数根进口橡胶电缆连接着架设在后方八十余米高山坡上的大功率收发天线，设置在地下室的两台美国柴油发电机，为整座建筑提供着充裕的电力。

实际上，这里便是仅次于成都总司令部的川军宜昌指挥部，为了安全隐蔽和便于全局指挥，川军总司令萧益民三天前从对岸的宜昌警备司令部搬到这里，跟随萧益民一同进驻的还有副总司令王陵基、新任参谋处长张斯可和四个参谋小组。

此刻，主楼二楼东头小会议室里只有萧益民、王陵基和张斯可三名将领，一个月前从军校参谋科副主任教官任上调来的张斯可已经进入角色，非常从容地把情报汇总到两位司令面前。

三个文件夹在萧益民和王陵基手中来回传递，十余分钟后两人双双放下手中文件。

萧益民示意要起身斟茶的张斯可坐下，神色颇为凝重地抛出问题：“看来芝泉将军和冯代总统决心要打一仗了......如果我们听从芝泉将军的劝告作壁上观，二位认为仅凭湘军七个师，能不能顶得住？”

在王陵基的目光鼓励下，张斯可挺起腰板，大胆说出自己的判断：“从湘军的兵力构成和武器装备来看，难以抵挡曹锟和张敬尧五个师的进攻，尽管湘军从我们手上获得了三个师的武器装备，拥有足够应付一场大战的炮弹、步枪子弹和军饷，但是湘军的组成太过复杂，除了谭延闿的第一师、程潜的第二师大多为老兵组成之外，其余四个师均由地方民团和新兵组成，官兵素质和总体实力与北洋军各师相差太大，加上湘军在军需后勤供给方面的混乱，各部之间尚未消除的宿怨，战事不顺时很可能会出现分歧，甚至内讧，所以属下认为，此战若无我军介入，湘军哪怕全线防御也毫无胜算，能不能守住长沙都是个问题，更不用奢谈主动进攻了。”

萧益民赞赏地点点头：“斯可视野开阔，见识不凡，好！”

王陵基笑道：“早该把斯可调出来了。”

“感谢总司令、副总司令的鼓励。”

张斯可谦逊地致谢，脸上没有任何得色，知道接下来两位司令的话都很重要，立刻拿起笔记本准备记录。

“面对摆开战阵的北洋军各部，湖南方面至今仍没有向我们提出助战的请求，我感觉似乎他们内部出了问题，对此方舟怎么看？”

萧益民转向王陵基。

湖南方面的犹豫不决令萧益民非常担忧，北洋方面的软硬兼施，又损害到川军的面子和利益，致使川军早早准备的多个方案失去了实施的条件，川军随之由主动陷入了被动，局势的迅速变化令萧益民和王陵基都感到棘手和无奈。

王陵基摘下军帽，放到桌面上：“从近几天获得的情报看，湘军内部矛盾远比我们预料的多得多，甚至谭祖庵都无法有效驾驭全局，边上有个摇摆于敌我之间的赵恒惕争权夺利，加上孙中山派去的大批革命党人拉拢分化，恐怕程颂云都说不上话了，这也许就是湖南方面不愿意我军入湘助战的原因，我们只能暂时作壁上观，耐心等待时机。”

萧益民点了点头，突然问出个问题：“如果我通电全国，邀请段祺瑞总理莅临宜昌，会不会对全局产生积极影响？”

张斯可大吃一惊，手中钢笔差点儿掉到地上。

王陵基惊愕过后，忽然露出会心的笑容：“你真要下定决心，与广州方面决裂了？”

萧益民长叹一声，重重地靠到沙发背上，非常恼火地说：“我终于知道革命党那帮人是什么货色了，我们很有诚意地摒弃政治分歧，通过实实在在的行动，积极改善双边关系，为了加强他们的军事力量以杜绝粤军的侵吞，不惜派出一个教导团的精锐从大冶南下支援他们，谁知他们中途变卦，要不是我们处理及时，命令教导团掉头北上占领上栗，再通过攻取北洋军和湘军无法兼顾的浏阳获得转机，很可能让我们陷入极为被动的局面，不但遭受湘军中排外势力的攻讦，还会给北洋一个追着我们痛打的政治把柄。”

王陵基和张斯可连连点头，经过此事，革命党在他们心中仅存的那点儿好感也随之淡去。

萧益民继续发泄：“还有个问题一直让我耿耿于怀，就是革命党与日本人之间说不清楚的合作，不但严重损害了国家民族的利益，也严重损害了我们的利用，无论是一年前我们与日本交恶，还是上半年的武昌对峙，最后到汉冶萍公司的收购与抵押，都遭到革命党明里暗里的反对，甚至是构陷和污蔑。

相比之下，北洋要比他们好得多，至少北洋在政治上没有他们那么黑暗无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