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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7章 西方的孔子（第2页）

他认为：“从理论上说，民主方法就是通过公开讨论来进行说服……用讨论的方法替代压制的方法的意志表现。”

因此他反对暴力革命，理由是暴力的手段只能带来暴力的结果。

他看到中国公共集会的场所少，并在《德莫克拉西的真义》一文中坦率地表示“这是一个大缺点。”

并告诉听讲的学生：“你们以各人的知识，一点一点去改革，将来一定可以做到吾们理想中的大改造。”

在这点上，1920年由苏联到中国北京大学做客座教授两年的罗素与杜威有相同判断。

他感受到中国人有非常普遍的痛苦与仇恨，根本原因在于外寇入侵和贫富差距太大，他在后来的《远东问题》中预言：“中国人会在很短时间内放弃一切传统价值走向极端暴力式的革命，中国会因为极端暴力式的革命而衍生非常暴烈文化。”

再经过一段时间后，“中国人会认识到暴力不能给他们带来幸福与和平，中国人会在经过一段时间后重新将儒家思想和西方文明结合，创造人类历史上另一次很伟大的文明。”

杜威曾与罗素在湖南督军谭延闿家共进晚餐，在湖南工会发表演说时他说，希望中国的雇主和劳工之双方进步与进化，不蹈阶级战争之覆辙。

资本家对于劳工，互相提携，以增进其幸福。

杜威重视蓝领阶级利益和教养，但他不鼓动蓝领阶级去掀翻整个旧世界。

他认为平民主义政治的两大条件是：一个社会的利益须由这个社会的所有成员共同享受；个人与个人、团体与团体之间，须有圆满的自由的交互影响。

1921年7月11日，杜威一行离开北京赴山东访问。

7月18—23日在济南讲演后，7月25日—8月1日游泰山、谒孔庙、游览青岛，于1921年8月2日偕夫人和女儿一起离开青岛取道日本回国。

离开中国前谒孔庙，也许是接待方的安排，但至少说明杜威是同意的。

有人说，上述事实表明，如果当时中国五四运动的众多发起者存有杜威那样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新文化运动将朝着理性、温和的方向发展，五四运动根本就不可能发生，也不会有后来非基督教运动中的暴力事件发生。

而现实中的众多中国人就如杜威所言，他们在“沮丧中变得极度悲观和痛苦”

，从而引发了改变新文化运动方向的五四运动。

回首一百年前的五四运动产生的影响，它对教育的影响延续得最为稳定，这些影响中包含了杜威所发挥的作用。

杜威主张用科学和实验的方法解决社会和人生的问题。

他认为“实验的方法，是保障世间人类幸福的唯一的保障。”

“使人生的行为，受知识支配，不要做无意识的盲从”

。

跟卢梭与马克思一样，杜威认为一切基于信仰的绝对真理都应该受到质疑。

这点给社会带来巨大的改变，也引发人们的诸多争议，因为依靠科学实验产生的理性来了，就意味着上帝死了。

18-19世纪科学的巨大成功使科学和理性成为许多人的宗教。

唯物论和理性崇拜是一大批优秀科学家、思想家的共同特点，并非仅仅杜威少数人。

在教育上，杜威主张公共教育是政府的责任，要确保机会平等；教育的目的有个人组成的社会决定，让学生成为主动、活泼、独立、有创造力和判断力的人；在共同生活中养成协作和服务的精神与能力，做一个能与他人合作并参与共同治理社会的人。

杜威认为：“中国的保守主义既非本土的，也非自然出现的，它主要是一个呆板的死记硬背的教育体制的产物，这种教育植根于用一种僵死的语言作为教学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