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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杏佛则想让胡适“专为此事赴美一行,由社(引者按:指中国科学社)供给旅费。”
根据胡适日记保留的资料显示,1924年8月,著名的美国教育家孟禄,为此专程到达北京以后,“八校会议”
推选许绳祖、马叙伦、查良钊、马名海为代表,在北京饭店与孟见面,了解他与中国政府接洽的真相以及他的态度。
孟回答说:“鄙人此次来华,不代表政府,系以国民资格非正式的促成美国退还庚款委员。”
这里所谓“美国退还庚款委员”
,就是后来成立的中基会董事。
孟还说:“美政府对于该款之一切事项,始终抱不干涉主义,惟望中国能善用此款而已。
故对于保管此款之委员,美国政府亦不愿参与,并不愿中国政府参与,甚愿中国国民主持此事。”
这种“不干涉主义”
和不愿政府参与、要由“国民主持”
的主张,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学术文化教育事业独立的必要条件。
然而当孟禄与我国各方面“接洽之后,对于委员产生之方法,不得不稍为变更。”
这是为什么呢?他的回答是:“若令各团体推举,势必引起纠纷,不如悉由政府任命,事实上比较顺利。”
没想到这个“稍为变更”
,竟为后来埋下隐患。
对于中基会的成立,顾维钧也有比较详细的回忆。
他说:“由于当时我是外交总长,所以我理应参与讨论此事。
在这项工作中,我得到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博士的帮助。
协议草案拟出以后,由我交内阁审议批准。
内阁一致通过协议草案。
按例行公事,协议草案又呈送总统,由总统明令公布。
协议规定了董事会的组成。
董事会成员由双方政府任命。
我想,美方成员是由美国公使馆按美国政府的指令提名的。
董事会的中方成员有:胡适博士、郭秉文博士、前清华校长周诒春博士和范源濂先生。
我记不清蒋梦麟先生是否也是董事会的成员了。”
顾氏回忆与事实略有出入。
根据中基会1925年第一次年会报告,这次退还庚子赔款的议案于1924年“通过美国议会两院,并表示此款当用以发展中国之教育及文化事业。
同年九月,大总统令派颜惠庆、张伯苓、郭秉文、蒋梦麟、范源廉、黄炎培、顾维钧、周诒春、施肇基、孟禄、杜威、贝克、贝诺德、顾临为董事。
十月三日,复令丁文江为董事,合成十五人之数。
……于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遂正式成立。”
可见当时胡适并不在15名董事之内。
直到1927年6月29日,中基会在天津召开第三次年会,胡适和蔡元培才被选为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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