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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7章 麻烦未了（第3页）

说的，不是自己“见到”

；也不是胡适发表什么文章，而是《泰晤士报》发表社论，“称述中国某哲学博士之言论”

。

这样说来，胡委员的演说信口开河，又率尔发表于报章，至少有不察之过的；但是胡委员却硬说是“近极端言论自由者之过”

。

官僚权势者们大约都习惯于这种蛮横态度。

另一面，胡汉民的演说，明明是对着胡适，代答却又诡辩说，“必求其人以实之，则凿矣”

。

这就使胡适明知受了诬诋，却也不好追究了。

那时，胡政之写的《新都印象记（二）》，也记有胡汉民的上述谈话。

胡适便写信去询问。

胡政之复信说，胡汉民当日确是指名道姓，针对胡适而发。

这使胡适更明白了党国要人对他态度。

但更使胡适感到惊异的是胡政之复信中提到的另一件事，再者：“来函受过北平公安局检查，亦殊可异。

敝处每日得北平文件甚多，久未见检查图记，兹寄还函面，乞注意。”

即是说，胡适迁居北平以后，当局对他的言论仍十分注意，往来信件也要受公安局的非法检查。

胡适离开上海，本意也想为留在上海的《新月》杂志的同仁们减轻压力，但同样事与愿违。

他离开，《新月》杂志仍不时遭国民党当局的扣留与查禁，主要撰稿人罗隆基甚至遭拘捕。

罗隆基经保释后，他作了《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一文，载在《新月》第3卷3期上。

当局又认为该文“挟忿诋毁”

，要求光华大学撤销罗隆基的教授职务，敲破他的饭碗。

自然这也是当局对他和胡适一起谈人权的事的秋后算账。

1931年初，胡适去上海参加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五次常会，便极力为罗隆基和《新月》的事奔走。

胡适本不愿与国民党上层打交道，但为了罗隆基和《新月》，不得不破例。

1月18日，他托人带《新月》杂志两份，送给蒋介石和他的侍从室主任陈布雷，同时给陈布雷写了信。

信中言道：“鄙意‘一个初步的共同认识’必须建筑在‘互相认识’之上。

故托井羊先生带上《新月》2卷全部及3卷已出之3期各两份，一份赠与先生，一份乞先生转赠介石先生。

《新月》谈政治起于2卷4期，甚盼先生们能腾出一部分时间，稍稍流览这几期的言论。

该‘没收焚毁’（中宣部密令中语），或该坐监枪毙，我们都愿意负责任。

但不读我们的文字而但凭无知党员的报告，便滥用政府的威力来压迫我们，终不能叫我心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