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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问他。

“不，我是教师。

我的爸爸是维亚特卡一家工厂的经理，我最初是个教师，后来因为在乡下给农民分发书籍，所以坐了牢。

出狱之后，当了书店的店员，可是因为做事不小心，又被送进了监狱，后来，又被流放到阿尔罕格尔斯克。

在那里，又跟省长发生了冲突，于是反懈送到了白海沿岸的乡下，我就在那里住了五年。”

他的声音平静而低沉地回响在阳光明媚的房间里。

母亲对于这一类的故事，已经听过多次，但是她总不能理解，——为什么人们能这样平静地叙述自己的这种故事，把这种事情都看作命里注定不能更改。

“今天我姐姐要来！”

他说。

“已经出嫁了吗？”

“是个寡妇。

她丈夫充军去了西伯利亚，后来从那里逃出来，两年前在外国生肺病死了。”

“她比您大多少？”

“比我大六岁。

她给我的帮助很多。

你可以听听，她的钢琴弹得多么好！

这是她的钢琴呢……这儿的东西多半是她的。

我的只是些书……”

“她住在哪儿？”

“随便什么地方都住！”

他引以为豪地微笑着回答。

“什么地方需要勇敢的人，她就在什么地方。”

“也是——干这种工作的？”

母亲问。

“当然！”

他说。

不多一会儿，他出门上班去了。

母亲却开始思想起这些人们每天执拗而镇静地干着的“这种工作”

。

她感到自己面对着他们，正像面对着黑夜里的一座高山。

正午时分，来了一个身穿黑衣服、身材修长而苗长的年轻太太。

母亲开了门，把她让进屋。

她将一个黄色的小箱子丢在地上，迅速地握住了母亲的手，问道：

“您是巴威尔·米哈依洛维奇的母亲，对不对？”

“对。”

母亲看着她华丽的衣服，困惑迷惘地回答。

“跟我想象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