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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六 如何理解道学的形成和普及过程四（第3页）

这就要从庆历改革谈起。

宋仁宗庆历年间（即公元十一世纪四十年代），范仲淹为了培育优秀的官僚，觉得只靠科举考试不行，还得充实学校教育。

这就是重建太学，新设州学。

太学就是设置在首都的国立大学，是汉代儒教国教化的象征。

后汉末年成为抗议宦官专权的学生据点，受到所谓党锢之禁的镇压。

随后的历代王朝都以培养人才为目的设置太学，但是实际上是否起作用，完全看当政者的关心程度了。

范仲淹给有名无实的太学带来新风，教育培养学生的先忧后乐精神。

这时他提拔重用的是一个叫胡瑗的人。

胡瑗以前是苏州州学的老师，因教法新颖受到欢迎。

他把给学生教的课程分成两部分：一个是经义斋，一个是治事斋。

前者依据经书陶冶人格；后者教授实际工作必要的知识和技能。

他把这两者用“体”

和“用”

区别。

“体”

是本体，就是学问的根本；而“用”

则是实用，也就是学问的实际效用。

他的教法的新颖之处就在于把儒教经学和政治实务相结合，或者说这也正是时代的要求。

这种场合的经学，与以往注疏学注重名物训诂相比，更重视人的主体性的涵养。

这也就是人们经常强调的宋代儒教自由学风的前兆。

但是，他们并不是完全排斥名物训诂之学，在依据经书学习做人的生存方式的时候，正确解释经书文言的意思，依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胡瑗没有采用禅宗那样的以心传心，或者依靠某个偶然的机遇，获得某种大彻大悟之类的做法。

他认为一定要通过圣人遗留下来的文本，追溯体验圣人的教诲，以此来实现人格的陶冶。

所以，解读经书，是他的新经学必须要做的工作之一。

他们的新儒教，并非他们自己原创的“哲学”

，而是在经学范围内，从解释经学的行为过程中产生的。

他们通过发现和提出与过去不同的解释，形成了新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