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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第3页）

我很难过，一个人蜷缩在黑暗中，听着窗外的老橡树被暴雨吹打发出可怕的声音。

那个夏天，他开始在停车场教我开车，因为我不得要领，他不停地朝我发脾气，态度坏到让人无法忍受的程度。

后来听人说要想两口子关系变坏，就让其中一人教另一人开车。

那年秋天法兰克福国际书展邀请我作为作家参加。

他为我准备了个人创作简历和西方出版社出版我书的英文资料。

在记者招待会上，男经纪人看见这份资料，认为我有意要跳槽，大为恼火，几乎当场与我翻脸。

每隔一段时间就有欧洲国家请我去做新书宣传。

他从来不去，他本意是好，让我自由。

那段时间，他是我最好的秘书和精神后盾，所有我与欧洲出版社往来的信件都是他处理，我所有的银行支票、银行账和信用卡也是他处理。

有一天他照例去学校教书，下午我与他通电话，他抱怨手头写的关于巴黎一朋友的论文是出自我的主意，浪费他的时间，他不仅在我身上花时间，还要花时间在我的朋友身上。

他说，他在大学教书是教一些小学生水平的西方人，想回中国，而我不肯回。

我们在电话里争吵起来。

他说你说死，那就去死吧。

我说我会的。

他说你是个口头主义者。

我放下电话就吞了半瓶他的安眠药。

换了一件不常穿的白棉布半长衣裳，梳了梳头，躺在床上，心里非常感谢他成全我的心思。

活在世上多难，没有一个人爱我，我也没能力爱人，更没有力气再往下走了。

正好那位巴黎的朋友打电话来，我说了告别的话就搁了电话。

他一听不对劲，再打电话，我不接。

他焦急万分，打电话给他，他不在办公室，他只好找在伦敦的朋友。

朋友又找朋友，找离我最近的朋友，把房门拗开，救护车也到了门前。

安眠药起了作用，我被抬着上车，好像是在做梦，我听见人说，“她的丈夫来了。”

便费力地睁开眼看。

暮色之中，他背着他沉甸甸的办公黑皮包，站在人行道牙上，朝我这边张望，那么无辜，不知所措。

他真是很无辜，而且看上去那么孤独，那么悲伤。

我好想痛痛快快地哭，之后，我便什么都不知道。

醒来是第二天早上，他坐在床边。

他要带我回家，说是医生给我洗了胃，没事了，需要好好休息。

一夜之间，他似乎老了许多，我心里满是内疚，对他说，对不起。

他听了，想说什么，却止住了。

医院联系了心理医生，每周去两次。

心理医生头发灰白，问了好些问题，其中涉及我的身世和成长背景。

这个人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功夫，对中国“文革”

感兴趣，对三年大饥荒更感兴趣，对天安门事件感兴趣，对中国人到国外也感兴趣，对中国现代化及经济发展感兴趣，心理治疗成了我给心理医生上中国当代历史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