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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第2页）

母亲赶到宜宾，到医院看见护士的第一眼，心里就明白了，对父亲说，她不仅仅是护士。

父亲没有回答。

母亲找到护士家，护士打开门，没有想到，一脸惊讶。

母亲发现她的床下有父亲的布鞋，屋外晒着男人的衣服。

那布鞋是母亲一针一线做的。

母亲走了。

母亲不是嫉妒一个比自己年轻的女人。

父亲伤好后，眼睛确认不能再在船上工作，便回重庆了。

父亲再也没有回宜宾。

母亲在事过三十多年后，还记得这事。

我真想知道父亲怎么想？母亲说父亲不时寄钱给那母女俩，母亲说她们也可怜。

7

我十八岁，弄清自己是一个非婚私生子的身世后，离家出走。

无行李一身轻。

后来在北京一个文学院作家班读书写作，1989年夏天，学校解散作家班，我在北京东躲西躲三个月后，在十月份转到上海一所大学中文系读书。

没有箱子，一个朋友送了一个大旅行包。

我把大包剪开，手缝成两个，容易携带，装所有的书、稿子和少得可怜的衣服。

好几个朋友送我到北京火车站。

到上海却无人接，一个人来回搬两个沉甸甸的包，再从车站搬到公共汽车上，汗流浃背。

上海啊上海，一到这块土地，就累死累活，我与上海如此结下缘。

那段时间读的书差不多都是上海租界帮派妓女历史杂书。

从上海到伦敦，年年从中国回到伦敦，行李由多到少，里面都是丈夫要的治感冒、高血压和鼻炎的药。

从未带两个旅行箱回重庆。

除了自己的换洗衣服，全是带现金。

我靠写字挣了多少，剔出自己的生活费，就带多少，给母亲和姐姐哥哥们。

他们的孩子，读不了重点学校，就要缴费，让母亲垫钱，我再把钱给母亲，让母亲亲手给他们，以便他们对母亲好一点。

支持他们的下一代读书，成了我的义务和责任。

这些年逝去，没一个下一代孩子读书成了气候，也没听到他们对我说一声谢谢。

人忘性大，不记仇就好。

很少听到哥哥姐姐说他们的孩子如何，也听不到侄儿女自己告诉我他们的学习情况。

唯一不同的是，他们见了我，叫声姨后，一般不开腔。

大概是紧张吧，姨是个作家，说错话，会被笑话，更不知手脚搁哪儿自在。

他们有自己的猜想和度尺，可也不能不受自己父母的影响，姨是有坏名声的外婆生的坏女人，从前是这个家的耻辱，今后也是，姨的生活方式和言行，都与家里背道而驰，不值得尊敬。

这会儿，他们基本都在，对我客气地叫一声姨，算是打了个招呼。

两个哥哥帮着大肚猫用一个大塑料口袋收拾盒饭的筷子和盒子，抹桌子。

“六妹，啥子不满意的地方，多说点。”

大肚猫对我挤出笑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