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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民国二十二年1933（第26页）

（《困惑的大匠·梁思成》）

金岳霖与林徽因的恋情，对双方的生活都没有造成悲剧性后果，甚至连波澜都没掀起。

这与梁思成的理性、宽厚不无关系。

我们在审视那些经历沧桑的中国知识分子时，总是着眼于他们是否心系、效力于祖国的命运，这是不错的，但往往忽视了探索他们的人格操守和文化灵魂，那里有维系我们民族万古长青的人文精神。

“生气勃勃，勇敢结实”

——萧乾的小说与报告文学

萧乾是一位怀有爱国激情又深具使命感和正义感的作家和记者。

笔者是20世纪70年代末结识萧老的。

那时，笔者就职于人民文学出版社，与萧乾夫人文洁若是同事。

在一次社里召开的座谈会上，文洁若把笔者介绍给她已七十高龄却充满活力的夫婿。

白发，圆脸，笑得很灿烂，那双手也厚实而温暖。

不久，在老社长严文井的家，再次与萧老相遇。

听二位老人谈萧乾刚刚在《当代》发表的青少年时期的回忆《一本褪色的相册——〈萧乾短篇小说选〉代序》。

那两张兴奋的面容，至今未忘。

萧乾是1933年写出第一篇名为“蚕”

的小说的。

通过《蚕》，与北平名媛、“美艳如花”

的女作家林徽因相识，并在沈从文的帮助下，进入北平作家圈。

那时，萧乾还在北平辅仁大学读英文系本科。

因生活拮据，不得不半工半读。

不久又转到燕京大学新闻系就读，成了沈从文在燕京大学任教时的学生。

那时，他已与美国著名的进步记者斯诺相识。

在那年深秋，他在燕京大学图书馆里的《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了自己写的《蚕》。

当时，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任主编，萧乾就将习作《蚕》寄给沈从文，请他指教。

他本想等沈先生指点后，再经修改，重新抄一遍。

不料，“就这么登了出来，我自是喜出望外。

尽管那是把五千字的东西硬塞进三四千字的空间里——也就是说，排字工人把铅条全抽掉，因而行挨行，字挨字，挤成黑压压一片”

（《一代才女林徽因》）。

1930年，萧乾在辅仁大学读书期间，为了生活，曾帮助一位美国人编辑英文《中国简报》，写过一些有关中国新文学方面的文章。

他写过郭沫若的《三个叛逆的女性》、田汉的《名优之死》，也写过茅盾。

因写沈从文访问记，与当时大名鼎鼎的沈从文建立了深厚的师生之谊。

1932年夏，萧乾因与系主任吵架，一气之下跑到福州，去打工挣学费。

萧乾曾在仓前山英华中学（即今福建师范大学附中前身）教国语。

榕城留给他许多美好的回忆，二十三岁的他曾与学生们到鼓山露营六天，还游览了马尾、福清、海口等地。

《蚕》就是以此为背景写的。

1933年，萧乾重返北平，继续求学，并完成《蚕》。

《蚕》发表的几天后，萧乾接到沈从文的信，说一位绝顶聪明的小姐看了你那篇《蚕》，请你到她家吃茶。

萧乾在1984年为《一代才女林徽因》一书作的序中，写道：

那几天我喜得真是有些坐立不安。

老早就把我那件蓝布大褂洗得干干净净，把一双旧皮鞋擦了又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