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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经费问题,还要和教育部沟通,取得他们的同意。
你们先等一等,有了决定我就通知你们。”
不到一个月,11月中旬,学校通知:凡北大同学都可申请“贷金”
。
问题得到圆满解决。
这不仅解决了同学的困难,更增强了这两部分同学的团结。
1947年初,国民党改组政府,蒋介石有意让胡适出任国民政府委员考试院院长,先后让傅斯年、王世杰劝说胡适。
胡适在给傅斯年的信中说,自己如果出来当官,“结果是毁了我三十年养成的独立地位,而完全不能有所作为。
结果是连我们说公平话的地位也取消了。”
那样就“成了政府的尾巴”
。
他在给王世杰的回信中也说,自己坚辞不就的“理由无他,仍是要请政府为国家留一两个独立说话的人,在要紧关头究竟有点用处。
我绝不是爱惜羽毛的人,前次做外交官,此次出席国大,都可证明。
但我不愿意放弃我独来独往的自由。”
胡适还表示不愿在此时放弃北大,他说:“我愿意做五年或十年的北大校长,使学校有点成效,然后放手。
此时放手,实无以对北大同仁,亦对不住自己总而言之,我请求蒋先生容许我留在此地为国家做点有用的事情。
1947年3月6日,胡适飞到上海,参加协和医学院董事会,并忙中偷闲,借阅了商务印书馆藏杨守敬、熊会贞的《水经注疏》。
3月13日,胡适又到达南京。
当天晚上,蒋介石请胡适吃饭,胡适说明自己不想当官的理由,希望蒋介石不要逼他加入政府。
蒋介石最后说,国家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决不会勉强你。
胡适听了,很高兴,总算松了口气,出来之后对傅斯年说:“放学了!”
实际上蒋介石并未完全放弃,此事到此并未结束。
当时北大的教授也不希望胡适离开北大从政,或者以北大校长兼任国府委员。
汤用彤、饶毓泰、郑天挺联名致电教育部部长朱家骅,认为“北大方始复员,适之先生万不能中途离校”
。
如果兼任国府委员,“不惟妨碍北大前途,又与大学组织法不合”
。
三位教授还强调了胡适留任北大校长对于稳定大局的作用:“今日大局不安,教育界往往为不安之主因,适之先生在北大,对整个教育界之安定力量异常重大。”
最后经朱家骅、王世杰、傅斯年等人说情,蒋介石才作罢。
4月18日,蒋介石在给胡适的电报中说:“不克延致,殊为耿耿。
若有两全之道,则必借重以慰群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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