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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6年9月5日,苏莱曼大帝去世。
这消息传到西方的时候,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人们虔诚地希望,新苏丹或许会更容易顺从劝导、不像前任苏丹那样好战,就好像开战与否取决于苏丹的个人选择似的。
甚至连戎马三十年的穆罕默德二世最初登基时也被欧洲人认为是乳臭未干、不构成威胁。
塞利姆二世于1566年9月登基的时候,欧洲人总体上已经摈弃了这样的观念:统治者的更迭必然意味着新的战争。
苏莱曼大帝在临死前选择储君的残酷过程中,新苏丹的更有才干的兄弟们已经死去或者被处决,只有他一个人幸存下来。
此时,没有人对塞利姆二世有很高的评价。
他相貌平平,生性懒惰,与军队的关系也不好。
近卫军称他为“公牛”
。
据说他嗜酒如命。
外国使节发回了充满负面评价的报告:“塞利姆二世生性暴躁嗜血,沉溺于各种肉体享乐中,尤其酷爱饮酒。”
但到16世纪中叶,欧洲人已经理解,君主的个人秉性和国家大事几乎没有关系。
但没有人知道,征服的宏图霸业对苏丹的地位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它与苏丹作为***世界领袖的身份错综复杂地结合在一起。
这一点在权力的外部标志中也不断地体现出来:高贵的头衔宣示了对世界的主权;富丽堂皇的作战营帐和旗帜,镶嵌宝石的利剑和高贵典雅、镶有中胜利章节文字的头盔都强调了苏丹作为***战士的身份。
因此,只有伟大的征服才能巩固苏丹的地位。
战争并不取决于个人的意愿,而是一项持续不断的帝国霸业,受到***教的佑护。
奥斯曼帝国的整个国家机器都需要战争;如果征服战争受挫,就像在马耳他那样,也只是个暂时的挫折,很快就能克服。
“土耳其人的扩张就像是大海,”
一个塞尔维亚人在一百年前曾如此评论,“永远不会安顿下来,永远汹涌前进。”
在过去的日子里,苏丹要亲自指挥所有的战役。
现在,苏丹不需要亲临战场,只需用他的马尾旌旗和精巧美丽的旗舰代表他的存在,自有前线将领代替他冲锋陷阵。
由于远离战场,塞利姆二世对战败的可能性不屑一顾;对奥斯曼帝国的苏丹们研究很透彻的威尼斯人认为塞利姆二世“自视甚高,蔑视世界上其他君主;他自认为能够向战场投入无穷无尽的军队,不肯听取任何不同意见”
。
塞利姆二世很快就认识到了战争对帝国的必要性。
在他通过埃迪尔内门盛装进入伊斯坦布尔的那一天,近卫军发生了哗变。
他们封锁了宫门,不准新苏丹进入,向他索取惯例的赏赐。
此时仍然担任海军司令的皮雅利帕夏被从马背上打了下来。
塞利姆二世不得不匆忙向士兵们分发金币,才解决了事端,但他从中吸取了教训。
常备军就像只老虎,每一位苏丹都必须学会驾驭它。
要驾驭它,就需要胜利,以及随之而来的战利品和土地的赏赐。
害怕政变的塞利姆二世是第一位从未御驾亲征过的苏丹,在这方面,他的统治算是一个分水岭。
但征服战争还是要继续下去的,地中海仍然是个让他非常感兴趣的目标。
欧洲依然笼罩在战争的阴云之下。
塞利姆二世登基的同时,还发生了另一起重要的权力更迭。
在欧洲权力政治的复杂矩阵里,罗马教廷一贯最坚决地反对苏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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