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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第4页）

简则慈孝不接，狎则怠慢生焉（父亲对孩子要有威严，不能过分亲密；骨肉之间要相亲相爱，不能简慢。

如果流于简慢，就无法做到父慈子孝；如果过分亲密，就会产生放肆不敬的行为）。”

“狎”

是亲昵，亲爱得没有分寸，没有规矩；“简”

是怠慢，不周到，不细致。

中国的传统观念是，父子之间首先是一种尊卑的关系，这种关系永远不可能颠倒，连君臣关系也是仿照父子关系建立的，所以叫“君父”

“臣子”

。

这种尊卑关系必须严格遵守，否则整个社会都会乱套。

所以父子之间再亲密，也不可以没有分寸没有规矩。

这是为了更好地实施教育，并不是说对儿女不要慈爱，或儿女对父母不要孝顺，而是说慈爱与孝顺都要在承认尊卑上下的基础上进行，只要不破坏这个基础，慈爱与孝顺则愈周到愈好。

颜之推既提醒做父母的要跟儿女保持一定的距离，又强调父母子女之间慈孝要周到，这是很全面的看法。

我们现在做父母的常常在这个问题上处理得不好，要么就是跟子女太亲密，不注意尊卑上下、应有的距离与礼节；要么就是漫不经心，关心不够。

父母子女之间的种种矛盾与不睦，就是这样产生的。

颜之推教子的第四个原则是：父母对子女不可以偏爱，要平等对待。

父母如果在子女中有偏爱，并且把这种偏爱明显地表现在言谈行为甚至物质分配上，就会造成子女之间的不和睦，甚至造成子女之间的仇恨，引发严重的后果。

颜之推在《教子》篇中就举了好几个这样的例子，希望子孙引以为戒。

颜之推在《教子》篇的最后提出教育子女的一个根本原则：教子要有义方，身教重于言教。

他讲了一个故事，说北齐有一个士大夫，曾经对颜之推讲，他有一个儿子，十七岁了，略通文墨，他就让儿子学鲜卑语、弹琵琶，用来服侍当时的达官贵人，很得达官贵人的宠爱。

因为北齐是鲜卑人的政权，琵琶是鲜卑皇族和贵族喜欢的乐器，所以讲鲜卑话、弹琵琶，能得到达官贵人的赏爱，因而就有当官发财的机会。

讲完这个故事后，颜之推发感慨说：异哉，此人之教子也！

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

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这个人教育子女的方法真奇怪啊，如果用这种歪门邪道，就是子女能当部长、总理，我也不愿意让你们走这条路。”

在颜之推的时代，中国北方的政权都是胡人建立的，他自己也在北齐做官二十来年，所以他的话不能不说得很含蓄，但是他的感慨是明显深沉的。

稍加分析，就知道这感叹里包含了三层意思：第一，对本民族文化也就是汉文化的热爱；第二，对趋炎附势、不择手段谋求利益的人的鄙视；第三，颜之推在这里其实提出了教育子女的一个最核心的原则问题，即：怎么教子女？教子女什么？天下父母个个望子成龙，望女成凤，都希望子孙发达，但是怎么样才能使子成龙，使女成凤，使子孙发达呢？这就大有讲究了。

一些目光短浅的父母只看到眼前的利益、一时的权势，总想走捷径，甚至不择手段通过歪门邪道来达到目的，而不知道教育子女的根本原则是要让他们走正道，让他们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用古人的话来讲，就是“教子要有义方”

（朱柏庐《治家格言》）什么是“义方”

？怎样才叫“有义方”

？简单地说，就是以“圣贤之道”

来教育子孙，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要教给子女正确的世界观与人生观。

但是什么才是正确的世界观与人生观？这就取决于父母自身的思想境界了。

这样就归结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即教育子女的前提和根本乃是教育自己，提高自己。

自己境界不高，却要教出优秀的子女来，恐怕很难。

其实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更多是靠身教而非言教，自己思想境界高，堂堂正正，事业有成就，对社会有贡献，就是子女的最好榜样。

如果做父母的自己不走正道，却要儿女走正道，自己天天打麻将，甚至沉溺于赌博，却要子女不打麻将，不沉溺网络，这如何办得到呢？《颜氏家训·教子》最后一段提到的那个教儿子说鲜卑语、弹琵琶的北齐士人，不难想象，他自己就是一个趋炎附势而不懂大义的小人。

《颜氏家训》出现在两晋之后的南朝，显然不是个偶然现象，也不是颜氏一家特别重视家教，而是魏晋南北朝整个士族阶级重视家教、重视门风的反映，是他们在管理家族、教育子弟方面的经验总结。

魏晋南北朝以后，隋唐兴起，人才选拔的途径逐渐由荐举征辟变为科举考试，这种变化使得大士族的存在失去了社会依据，大士族于是逐渐瓦解而变成许多小士族，直到中国传统社会被现代社会（五四以后）代替之前，遍布中国各地的大小士族一直是中国社会的骨干，社会各阶层的管理人才基本上都出身于这些士族家庭。

所以，像魏晋时期的大士族，后世虽然已经不多见，但中国士族的家训传统却一直受重视，不仅是读书人家庭培养子弟的规范，也是整个社会培养管理人才的重要基础，因而累世相传，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一部分，是我们民族宝贵的精神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