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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政府跟我签协议以后一直没提供用地,又不退我钱,你这不是骗我吗?”
采访镇长,他说,跟开发商签的“两个月拆迁完毕”
只是一个“书面上的表达”
,开发商“应该心知肚明的嘛”
,所以说停就停了。
我问镇长:“那有没有想过你们这种暂停可能激化开发商跟拆迁户之间的矛盾?”
他说:“我们从来就不要求开发商跟拆迁户去接触。”
“你有没有想过这种情况下,开发商和拆迁户的矛盾就像是一个炸药桶一样,如果这个时候丢进一根火柴会是什么样?”
他绕着圈子不正面回答:“群众要求缓一缓,我们就缓一缓嘛。”
几年下来,我要问的问题都烂熟了:“有没有张贴拆迁的文告?”
“有没有出示安置补偿的方案?”
“有没有签补偿的协议?”
“有没有跟村民协商过怎么补偿?”
……
我也听惯了各种口音的回答:“没有。”
但凡我采访过的冲突激烈的地方,没有一个是有省里或者国务院的土地审批手续的,全是违法征地。
“审批了吗?”
我问。
“报批了。”
镇长说。
“审批和报批是一个概念么?”
“是一个概念。”
他连眼睛都不眨。
我只好再问一遍:“审批和报批是一个概念么,镇长?”
“嗯,是两个概念。”
“那为什么要违法呢?”
“法律知识淡漠。”
他还跟我嬉皮笑脸。
气得我在采访笔记里写:“太没有道德了”
。
节目做了一遍又一遍,信件还是不断地寄来,领导说还是要做啊,但我看来看去,觉得按着这个模式已经很难做出新的东西了。
零八年十月,张洁说:“反正现在编导们都忙改革开放三十年特别节目,你自己琢磨做一期土地的节目吧,不限制内容,不限制时间。”
我叼着橡皮头,看着白纸发呆。
束缚全无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头脑空空。
我原来觉得,行万里路,采访了这么多人,还不够理解这个问题吗?现在才知道远远不够。
我原以为好节目尖锐就成了,陈虻说:“不是说你把采访对象不愿意说的一句话套出来叫牛逼,把他和你都置于风险之中,这不叫力量。
要是拿掉你这句话,你还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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