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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4（第1页）

“第三，我们共产党人到底是干什么的？解放前，我之所以参加革命，不是为了钱。

为了钱我就不用参加革命了，我们家有的是钱。

我们唱的《国歌》、《国际歌》，讲的是什么？难道新中国建设，就是为了钱吗？为了发财致富吗？‘共产’这两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些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就是为了建设这样一个社会吗？如果他们知道自己献出生命迎回来的社会竟然是这个样子的，他们会怎么想？主席说过：‘几千万人头落地啊，我是认真想过这个问题的。

’现在还有没有人认真想一想这个问题。

新中国到底新在什么地方？现在有没有剥削，有没有压迫，那么多的黄赌毒是怎么回事？这些都需要认真思考、研究，不能熟视无睹。

这些大是大非的问题搞不清楚，怎么发展，怎么向人民交代，怎么好意思百年之后到地下去见马克思，见主席，到时候会惭愧得无地自容啊！

主席说：‘世界上最怕认真两个字，我们共产党人，就最讲认真。

’我老了，但还没有糊涂。

脑子还会思考问题。

我前一段向中央领导同志写信，反映我的困惑和担忧。

主管经济的同志回信说：‘赵老，你多虑了，现在是和平年代，讲究的是合作共赢，没有什么阴谋不阴谋了。

大家都是朋友了。

’

“我听了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和平年代就不讲究斗争策略了？就忘记了我们的对手曾经是如何对付我们的了？我们的国家和他们对抗了几十年，真刀真枪地干了那么久，死了那么多的人，人家说忘记就忘记了？怎么那么简单！

千万不要低估了美国佬的的智商，他们比我们想象的聪明得多了。

没有利益的事情，他们绝不会干的。

他们会让你白白赚他们的钱？他们就是设计好一个陷阱，让你主动上钩，用纸换你生产的东西，这样便宜的事情，怎么不干？什么时候也不能忘记毛主席的话说：‘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连这个最根本的问题都是一笔糊涂账，那将来会出什么更糊涂的事情，谁也无法预料。

但愿我是杞人忧天。

我只是担心，干革命一辈子，到头来输得一干二净，还赔上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将来不好意思去见马克思和主席啊！”

王一鸣静静地听老爷子唠叨了半天，个个问题，都是那么现实、具体、深刻，尖锐，而且切中时弊，都是事关国家、民族全局的大问题，都是现实社会中活生生地存在的，不容忽视。

但以王一鸣的经验，似乎大家又都熟视无睹，对这些问题讳莫如深，即使像王一鸣这样的高级干部，大家在一起的时候，也几乎从来不触及这么尖锐的问题。

在更高一级的领导下来调研，征求意见的时候，大家更是有眼色的，对此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话净拣好听的说，唱赞歌的多，提问题的少，即使提问题，也是一些不痛不痒无关紧要的问题，都是上级糊弄下级，下级讨好上级，这样一团和气，大家皆大欢喜。

在任的官员，下意识地出于保护自己乌纱帽的考虑，他们或者故意漠视这样的问题，或是一厢情愿地认为，这样的问题不是自己这个层面的人需要考虑的，或者长期以来，唯命是从惯了，已经完全丧失了思考的能力，退化为会议的传声筒和领导的应声虫。

如今，在赵老面前，面对他老人家一个又一个的提问，王一鸣突然感到，自己是多么的惭愧，知识的储备不足，思考的深度不够，关注现实的勇气不多，比着赵老，这个活到老学到老的长者，自己的差距还是蛮大的。

对这个问题，王一鸣还是有自知之明的，他没有采取回避的态度，而是坦然承认自己的不足，他说：“老爷子，听了您的这一番话，我如醍醐灌顶，惭愧至极！

许多问题茅塞顿开。

本来我这一级的干部，又长期在国家机关关键的岗位上，应该多思考这些事关全局的问题，但长期以来，由于忙于事务，满足于听从上级指示，传达上级指示，按部就班地工作，对于现实社会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基本上一厢情愿地认为，这是中央领导考虑的事情，自己的使命就是严格遵守中央指示，贯彻命令就行了，而自己没有再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和思考，满足于当好一个下级，当好二传手，上面怎么说，自己就怎么做，似乎不这样做，就是对抗上级，不服从命令，自己在工作中，从来不敢越雷池一步，循规蹈矩，本本分分，力求不出问题，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样自己才能官运亨通，飞黄腾达。

其实大家都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出风头，不做出头鸟。

这样才是为官之道。”

赵老说：“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