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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南联大（第25页）

噢，我们还演过话剧，《雷雨》，师生合演。

演周萍的叫王惠。

这位老兄一到了台上简直是晕头转向。

他站错了地位，导演着急，在布景后面叫他：“王惠，你过来！”

他以为是提词，就在台上大声嚷嚷：“你过来！”

弄得同台的演员莫名其妙。

他忘了词，无缘无故在台上大喊：“鲁贵！”

我演鲁贵，心说：坏了，曹禺的剧本里没有这一段呀！

没法子，只好上去，没话找话：“大少爷，您明儿到矿上去，给您预备点什么早点？煮几个鸡蛋吧！”

他总算明白过来了：“好，随便，煮鸡蛋！

去吧！”

生活清贫，大家倒没有什么灾病。

王惠得了一次破伤风——打篮球碰破了皮，感染了。

有一个姓董的同学和另一个同学搭一辆空卡车进城。

那个同学坐在驾驶舱里，他靠在卡车后面的挡板上，挡板的铁闩松开了，他摔了下去。

等找到他的时候，坏了，他不会说中国话了，只会说英语，而且只有两句：“Iamcold，Iamhungry.（我冷，我饿。

）”

翻来覆去，说个不停。

这二位都治好了。

我们那时都年轻，很皮实，不太容易被疾病打倒。

炮仗响了。

日本投降那天，昆明到处放炮仗，昆明人就把抗战胜利叫作“炮仗响了”

。

这成了昆明人计算时间的标记，如：“那会儿炮仗还没响”

，“这是炮仗响了之后一个月的事情”

。

大后方的人纷纷忙着“复员”

，我们的同学也有的联系汽车，计划着“青春作伴好还乡”

。

有些因为种种原因，一时回不去，不免有点恓恓惶惶。

有人抄了一首唐诗贴在墙上：

故园东望路漫漫，

双袖龙钟泪不干。

马上相逢无纸笔，

凭君传语报平安。

诗很对景，但是心情其实并不那样酸楚。

昆明的天气这样好，有什么理由急于离开呢？这座中学后来迁到篆塘到大观楼之间的白马庙，我在白马庙又接着教了一年，到一九四六年八月，才走。

地质系同学

西南联大各系的学生各有特点，中文系的不衫不履，带点名士气。

工学院的同学挟着画图板、丁字尺，一个个全像候补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