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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潜看着崔琰,似乎从他身上,看到了许多人的影子。
有人说,世家士族的形成,是秦汉帝国体制在历史实践中,其内在矛盾与外部社会基础相互作用后,所产生的一个『意料之外,却又情理之中』的历史结果。
然后就必然言其是在西汉『皇权』指向『官僚』之后埋下的种子。
秦朝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但其粗暴的统治方式使其迅速崩溃。
西汉继承了秦朝的大一统,但是也带来了一个问题……
一个皇帝,如何有效地统治一个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帝国?
汉代给出的答案,是依靠一个庞大的官僚系统。
然后怎样选拔官僚?
察举制度。
然而,察举的标准是『道德』和『学问』。
这两样东西在农业社会,几乎必然被垄断在有产阶层,也就是地主阶级手中。
只有无需从事生产劳动的家庭,才有余力让子弟读书、修习儒家经典、积攒名声。
于是,官僚的选拔源头,就开始向地主阶层倾斜。
所以并不是官僚天生倾向于地主,而是在汉代,只有地主才能当官。
而在地主当官之后,为了保持自己本阶级的利益,又会倾向于将儒家经典设为做官的重要途径。
经学成为『官学』,研究经学就是研究做官的学问。
『经学世家』开始出现,他们通过学术垄断,进而实现了对官僚选拔环节的隐性控制。
谁家掌握了最权威的经学解释,谁家的子弟就更容易被察举。
那个阶层,那个类别的子弟在官场上占据了优势,自然就会将所有的经义,所有的律令都解释成为有利于自己阶层,自己类别的意思……
至于真相……
不是还可以抛开真相不谈么?
就像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对不对呢?
对的,但是『经济基础』又是什么?
就避而不谈了。
权力的资本化和资本的权力化,本身就是合二为一的,不可能单独谈论某个方面,但是就有人可以直说其一,不言其二。
就像是崔琰。
秦汉中央集权的官僚制,本意是要打破贵族世袭,实现皇帝对天下的直接统治,也就是编户齐民。
而为了维持这个官僚系统而设计的选拔制度,是在和当时的社会经济基础结合之后,结果催生了新的、更稳固的世袭阶层。
世家士族。
皇帝本想打造一个听话的工具,但这个工具却有了自己的生命和根基,最终反客为主,成为了皇帝的主人。
如此等等,其实也都没有错。
但是同样的,这种理论,也忽略在过程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也就是斐潜和崔琰所说的某一点……
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可是现在,斐潜明知道不同,还是要谋上一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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