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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博弈走向对策经济主体的行为模式（第6页）

是否最优，只能以主客体相统一的完整态系统为参照，而不是以纯粹客体为参照。

在这里，与其说是“满意化原则”

与“最大化原则”

之间的区别，好不如说是不同参照系中的“最优”

。

其中，只有以主客体相统一的参照系的最优，才是现实的、真正的最优。

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是具体的、历史的过程；这个过程中，人的理性既是有限的，也是无限的；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

“有限理性”

和“完全理性”

是从两个极端割裂了人在主客体统一过程中理性的具体性、人的理性的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统一。

相对于特定的经济过程来讲，人的理性既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既是相对的、又是绝对的。

在这里，“完全理性”

就是通过“有限理性”

体现出来。

这就是对策。

但如果把二者割裂开来，把“完全理性”

看成是“有限理性”

的彼岸，则只能陷入不可知论而成为“博弈”

。

西方经济学的“近似理性理论”

，说明人的主体性和客体性的统一不仅是理性同客体的统一，而是理性、非理性的综合同客体的统一；人的理性的“最优”

，不仅仅是金钱的最优，而是金钱、文化、习惯、名誉等因素综合考虑的最优。

把金钱最大化看成“最优”

，其他的都是“次优”

，这与其说是理性与非理性、近似理性的区别，还不如说是对“理性”

理解的参照系不同，也即经济学范式的不同。

主体理性的有限性向无限性转化，主客体的信息由不对称向对称转化，客体因素由不确定向确定性转化，不是博弈的过程，而是对策的过程；对策不是通过建立模型一步到位的决策，而是决策—反馈—控制—修正决策的循环反复，不断接近目标，最后实现目标的系统工程。

在这里，“不确定性”

的排除既是相对的，又是绝对的；总体上是相对的，但相对于特定参照系来讲是绝对的。

西方经济学的所谓“理性”

只是偏狭的理性——仅仅从“经济人”

的自私本性角度理解理性。

在天灾**面前，如果每个人都按经济学家们的“理性原则”

行事，后果不堪设想。

利他主义同利己主义是对立的，但同人的利益最大化原则并不矛盾。

因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

；在自然灾害之中表现出来的人道主义关怀本身就是人的本能、也是人的利益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助人也即助己，帮助自己实现了自己人格的升华，因而也实现了自己的利益。

从这个意义上，雷锋以及同他一样的人的行为并不“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