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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晋悼公（第2页）

诸樊这个代理吴王已彻底转正，见楚军气势磅礴、浩荡而来，只得龟缩江东，闭门不出，整日在宗庙祭祀，心中暗暗祈祷。

祈祷埋伏在皋舟隘道的吴军凯旋。

因为先前庸浦之败，吴王诸樊对楚仍然不敢正面交锋，于是明面上示弱以骄敌，暗地里派吴军精锐偷偷越过大别山，在楚军回归必经的皋舟隘道设伏以待。

对于此，楚军一无所知，对擦肩而过的吴军毫无察觉，仍在子囊的率领下进至棠地（今江苏六合西北），见吴军不应战，以为吴国自知势孤，不敢应战，于是班师回朝，子囊亲自殿后。

楚军撤军同时，轻敌麻痹，毫无戒备，行至皋舟隘道时，吴军突然发起攻击，将楚军拦腰截为两段，使其首尾不能相顾，大败楚军，并且俘楚了公子宜榖。

子囊率残部逃回都郢，不久就因为伤势过重而亡。

在将死前，子囊还在谏言楚康王，吴国将来一定为楚患，遗言一定要加强都郢城防建设，以防止吴军偷袭，因为他亲身经历了吴军悄无声息的穿插、设伏、绝杀，像死神一样的悄无声息，这是他一辈子未曾经历的梦魇。

而对于子囊的忠告，楚人一致认为他“将死不忘卫社稷”

，是一个很忠心（“子囊忠”

）的大夫，是大家学习的榜样。

后来，楚国经历多次大乱，仍然为“万乘之大国”

，《吕氏春秋》将这一现象归结为楚国有很多像子囊一样的忠臣（“其时有臣如子囊与”

），并赞曰：“子囊之节，非独厉一世之人臣也（激励了历代的臣子）。”

而对于他的临终遗言，他的孙子囊瓦牢记在心，四十年后，不仅加固了郢都，还将郢都扩建为三个城池，以防吴军入侵。

但由于他奸诈贪财的秉性，最终导致吴人破郢。

子囊的去世，造成令尹一职的空缺，很多公族、世族跃跃欲试，想跻身楚国最高统治阶层，但楚康王却不盲目指定人员，因为他有自己的想法。

继位以来，楚康王深刻反思父亲执政生涯中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归根结底就是公族势力过大，权力过于集中，导致产生“二卿相恶”

的局面，以致政行不顺，诸事不调，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令楚共王引为终身遗憾的“鄢陵之战”

。

楚康王登基为王后，痛中思痛，认真反思，决定利用子囊病逝的机会，大刀阔斧地对行政管理和军事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改变目前不利于楚的局面。

改革的核心就是分权——分散权力。

一个国家的兴衰，固然有很多原因，但是我们纵观历史，政治腐败可以说是很多国家灭亡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楚国，也难逃这个顽疾的困扰。

权力又是滋生政治腐败的土壤，没有制约的权力更是适宜瘟疫的温床。

当民主监督和健全法治这两大利器还都没有打造得十分完善、十分锐利的时候，适当分散权力，实现互相制约，也不失为防止腐败的一种有效方法。

于是，楚康王任命公子午为令尹的同时，又增设右尹一职来辅助令尹，由公子罢戎担任，平分相权。

任命蒍子冯为大司马，公子橐（tuó）师为右司马，增设左司马一职，由公子成担任，三者平分军权。

重新启用莫敖一职，由屈氏贵族屈到担任，分担王权；增设箴尹一职，由公子追舒担任，为谏臣；增设连尹一职，由屈荡为担任，主管后勤事务；增设宫厩尹一职，由养由基担任，负责马政管理。

为了防止大夫专权、腐败滋生、王位弱化，楚康王还是很努力的改变了现状，但是由于制度的局限性，他仍然改变不了政治腐败的根源。

因为楚国的政治腐败主要在用人方面，担任要职的主要是公族和一些贵族，这种制度有一个好处——信得过。

但这种制度的弊端也很明显——权力集中、盘根错节，更导致真正有才能的人没有出头之日。

相比同时代的晋国的六卿制度，楚国的用人制度相当的落后，还处在部落时期。

所以才有著名的《蔡声子论晋用楚材》这篇影响甚远的议论文。

通过改革，楚康王重新对权力进行配置和再分配，有利于权力制衡机制的建立，从这一方面来看，楚康王还是坚定的迈出了意义深远的一步，缓解了国政长久以来存在的弊端，也以此使得百姓得以安定（“以靖国人”

）。

后来，为了增加国力，发展生产，整顿田制和军赋，楚康王在令尹子木的建议下，对楚国的国土状况进行了全面而详细地调查分析，这也是中国最早的一次“土地调查”

。

土地调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推行了“量入修赋”

的经济改革，既分清土地的类型和档次，然后进行登记，最后根据土地收入多少，制定车马、车兵、徒卒、甲木盾之数，公平地征收军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