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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没主的事情,会有很多人来要占便宜。
这个困境与道德关系不大,而是一种必然发生的经济行为。
采访的场记我看了又看,再对着那张白纸,战战兢兢写下节目中的第一句话:“在市场经济中,有一条众所周知的规则:自由地买和卖,等价交换。
在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已经因为尊重和适用这条规律,得到巨大的发展,但是却在影响人口最多的土地问题上有了一些例外。”
多么寻常的一句话,我敝帚自珍,看了又看。
一个人从小到大拾人牙慧,写日记的时候抄格言,做电台的时候念别人文章,做电视了模仿别人提问,像是一直拄着拐杖的人,现在试着脱手,踉踉跄跄,想站起来。
我犹豫着,写下了第二句:“‘给农民的不是价格,是补偿。
’陈锡文用一句话说清了农民的处境,‘地拿过来了你去发展市场经济,拿地的时候你是计划经济,这事儿农民就吃亏了。
’”
多大亏呢?
我算了一下:“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的数据,征地之后土地增值部分的收益分配:投资者拿走大头,占百分之四十到五十,城市政府拿走百分之二十到三十,村级组织留下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而最多农民拿到的补偿款,只占整个土地增值收益的百分之五到十。”
像有什么推着我手里的笔,去往某地。
“如果一方总占便宜,另一方总吃亏,那么这样的商品交换,是不能持续下去的。”
不能持续下去的结果是什么?
我握着笔,字歪歪斜斜写得飞快,像扔了拐杖的人迈开打晃的腿往前跑。
“不能持续下去的结果,就是中国大地上,因此而起的各种冲突和群体性事件,以至于‘征地’这样一个普通的经济行为,演变成为我们这个转型时代最重要的社会问题之一。”
我明白了,这个“穿”
过去的东西就是逻辑。
深夜里,我细看当年的节目。
二〇〇四年,我坐在福建一个村庄的石头磨盘上,问对面的小孩:“你几岁啦?”
她两只小辫子上系着红色的塑料花,怯怯地伸出五个指头。
我说:“上学吗?”
孩子的奶奶说:“没有钱。”
她七十五岁,房子被拆了,没有土地,没有社保,儿子死了,媳妇走了,帮人扫地养活娃娃,将来让她去学裁缝挣钱。
“你想上学吗?”
我问那孩子。
“想上。”
她看我一眼,仰脸看她奶奶。
奶奶满面的悲苦,孩子嘴一弯,
哭了。
老人把孩子按在胸前,无声地哭,眼泪沿着皱纹纵横地流。
小孩子的哭声憋着,过了好一会儿,才从胸前很闷地爆发出来,哭了很久。
小仲在剪辑的时候,这哭声随着村庄的镜头,一直上升到空中响彻整个大地。
镇里亲自成立开发公司,把土地卖出去给工厂,这笔钱进了开发公司的账,再去买地。
大量征的地闲置着,有个纺织厂的地荒了四年,我们的车绕着上千亩荒地转了好久,沙填到了半人高。
买地时是两万五千块钱一亩,现在最低价是十六万八千元一亩,企业不是在做生意,是在做土地买卖。
这种节目播出后,总有很多观众留言给我们,说把那些贪官污吏抓起来就好了,事情就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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