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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的广东,下着神经质的雨,一下起来就像牛绳一样粗,野茫茫一片白。
草树吸饱了水,长疯了,墨一样的浓绿肥叶子,地上蒸出裹脚的湿热,全是蛮暴之气。
我们在找阿文。
她是一个吸毒的女人,被捕后送去强制戒毒。
戒毒所把她卖了,卖去卖淫。
她逃出后向记者举报,记者向警察举报,之后戒毒所换成精神病院继续开,领导都没换。
我们想找到她,但没有地址和电话,最后的消息是三个月前,她曾经在赤岗附近出现。
我们去那一带,一家发廊一家发廊地问,深一脚浅一脚的泥水路。
到今天,我最熟的一句广东话还是“阿文有无系呢度”
。
开车的本地司机笑叹:“你要能找着她,我明天就去买六合彩。”
找到了阿文家,姐姐说她偷家里的钱太多,已经两年没见到。
迟疑了半天,她才说:“她也打过电话来说被戒毒所卖了,我们不相信,没理她。
在广州这样的城市,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
我们只好去阿文卖淫的康乐村找。
一个不到五十米的巷子,被几座灰浊的骑楼紧夹着,窄而深,几乎没有光线,满地恶臭的垃圾直淹到小腿。
三五个皮条客穿着黄色夹脚塑料拖鞋,赤着精瘦的上身,从我身边挤过去。
窄破的洗头店门口,拉着一半的窗帘,女人们穿着带亮片的廉价吊带衫张腿坐着,没有表情地看我一眼,去招呼我身后的男同事。
不知道哪里的污水,每走几步,就滴在我的头发里。
每去一次回来,我都得强压把头发剪掉的冲动,不是脏,是一种女人本能的污秽感。
但我只不过待几个晚上,阿文必须每天在那里站街。
笔录里说,如果她想逃走,可能会被打死。
没人会在意一个吸毒的人的生死。
找不到她,我们只好进戒毒所暗访。
好在非典刚过,戴个大口罩也没人奇怪。
为了配合录音师呼和的东北腔,我只能以他大妹子的身份出现,说要送亲戚进精神病院,先来看看。
我像个拙劣的电视剧演员,表演过火,话多且密,幸好广东人对我一口山西腔的东北话不敏感。
开了锁,打开栅栏门,我看到了阿文住过的仓房,锈成黑色的铁床,枕头脏得看不出颜色。
怎么说呢?那个味儿。
再往前走是水房,笔录里说戒毒人员挨打的时候就跪在这里,用脚后跟砸,打完灌一碗水,如果不吐血,继续打。
冬天的话,要脱光衣服跪在水龙头下,开细细的水柱,从头顶淋下来。
“你,出去!”
三十多岁的男人忽然重重拍了一下呼和的肩膀,我们俩都怔住了。
“没事,”
跟我们进来的护士不耐烦地说,“病人。”
七天了。
我们必须走了。
但没有阿文的采访,就没有核心当事人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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