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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 巩（第14页）

的结局。

纵观全文，曾巩融感情于叙事之中，显得感慨低回。

曾巩对祖父的了解，主要是假之于曾致尧的遗著和亲旧间的传闻。

文章取夹叙夹议的形式，将自己的议论与对祖父生平事迹的介绍结合得非常紧密，使得文章饱含感情。

既为祖父的悲剧命运而感叹，感叹当时朝臣的非难及天子优容纳谏的圣德；又不能直言批评造成这一命运的君主，只好抚卷长叹：“呜呼！

公之尽忠，天子之受尽言，何必古人！

此非传之所谓主圣臣直者乎？何其盛也！

何其盛也！”

这是感慨，但感叹之中又有讽刺，是讽刺与批评的一种含蓄的表达形式，也更加凸显一种鲜明的对比和深刻的矛盾。

不难猜想，曾致尧文集所辑集的，又正是这类批评尖锐、言辞激切的章表文字，人物本身的坎坷经历与文集的内容，都决定着文章易于显现出一种辞危言苦的特点和倾向。

本篇序文却采用夹叙夹议的方法，以叙述人物直言批评时政的事迹为主，不时杂以慨叹与评论，反复称述其直言忠谏的品格，措辞也极有分寸，藏锋不露，感人肺腑。

后人评论

方苞在《唐宋八家文百篇》中认为曾巩的散文“能与欧、王并驱，而争先于苏氏”

。

寄欧阳舍人①书

巩顿首再拜舍人先生：

去秋人还，蒙赐书及所撰先大父②墓碑铭，反复观诵，感与惭并。

夫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而亦有与史异者。

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或纳于庙，或存于墓，一也。

苟其人之恶，则于铭乎何有？此其所以与史异也。

其辞之作，所以使死者无有所憾，生者得致其严③。

而善人喜于见传，则勇于自立；恶人无有所纪，则以愧而惧。

至于通材达识，义烈节士，嘉言善状，皆见于篇，则足为后法。

警劝之道，非近乎史，其将安近？

及世之衰，人之子孙者，一欲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故虽恶人，皆务勒④铭以夸后世。

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为，又以其子孙之请也，书其恶焉，则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铭始不实。

后之作铭者，常观其人。

苟托之非人，则书之非公与是，则不足以行世而传后。

故千百年来，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铭，而传者盖少。

其故非他，托之非人，书之非公与是故也。

然则孰为其人，而能尽公与是欤？非畜⑤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

盖有道德者之于恶人，则不受而铭之，于众人则能辨焉。

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恶相悬而不可以实指，有实大于名，有名侈于实。

犹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恶能辨之不惑，议之不徇⑥？不惑不徇，则公且是矣！

而其辞之不工，则世犹不传，于是又在其文章兼胜焉。

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

岂非然哉！

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虽或并世而有，亦或数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传之难如此，其遇之难又如此。

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谓数百年而有者也。

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铭其公与是，其传世行后无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