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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 巩（第5页）

{15}高诱：东汉学者，涿郡（今河北涿县）人，曾注释《战国策》等书。

刘向所整理的《战国策》，流传到宋代，已残缺不全，并且出现了许多错讹。

曾巩访求残缺，考订谬误，将其补充修缮，还写了这篇序文。

本文作于宋仁宗嘉祐后期曾巩校书史馆时，此期间正是曾巩散文艺术风格成熟阶段，本文堪称是他博厚文风的一篇代表作。

当时，朝廷上下正因为变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激烈辩论，争论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如何看待“祖宗法度”

。

保守派以为祖宗之法不可变更，而力主变法的王安石则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不法先王之政，而法先王之意的主张。

曾巩是赞同王安石的看法的，本文便是借评价刘向《战国策》，阐述了自己在这一问题上的主张。

本文在布局上非常严谨。

无论是就全篇而论，还是从具体的段落来看，这种特点都十分明显。

文章首先叙述了《战国策》一书的勘校情况，而后展开议论，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结尾又回归于《战国策》注本，首尾呼应，浑然一体。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中间的议论部分，指出战国策士是“惑于流俗，而不笃于自信者也”

。

曾巩有着深厚的儒学修养，同时又是一位极为博学的作家，他在文中将所有的论述与儒家的基本理论及以往的历史事实结合得非常紧密，从而将道理阐发得极为明白。

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曾巩采用了正反对比的手法。

先举出孔于和孟子为例，正面说“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

，这也是一个衡量的标准。

进而举出战国策士的行为作为对照，证明这些策士导致杀身亡国的原因是有悖于先王之意，这也与王安石当时的主张是一致的，可见他论述的是战国策士，而所阐发的，却是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的政治主张。

后人评论

王慎中：“此序与《新序目录序》相类，而此篇为英爽轶宕。”

（《唐宋八大家文钞?曾文定公文钞》）南齐书目录序

《南齐书》八纪，十一志，四十列传①，合五十九篇，梁萧子显②撰。

始，江淹③已为《十志》，沈约又为《齐纪》，而子显自表④武帝，别为此书。

臣等因校正其讹谬，而叙其篇目曰：将以是非得失、兴坏理乱之故而为法戒，则必得其所托，而后能传于久，此史之所以作也。

然而所托不得其人，则或失其意，或乱其实，或析理之不通，或设辞之不善，故虽有殊功韪德⑤非常之迹，将暗而不章，郁而不发，而梼杌嵬琐奸回凶慝之形⑥，可幸而掩也。

尝试论之。

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

何以知其然也？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名，以为治天下之本。

号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设，其言至约，其体至备，以为治天下之具，而为二典⑦者推而明之。

所记者岂独其迹也？并与其深微之意而传之，小大精粗无不尽也，本末先后无不白也。

使诵其说者如出乎其时，求其旨者如即乎其人。

是可不谓明足以周万事之理，道足以适天下之用，知足以通难知之意，文足以发难显之情者乎？则方是之时，岂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盖执简操笔⑧而随者，亦皆圣人之徒也。

两汉以来，为史者去之远矣。

司马迁从五帝三王既没数千载之后，秦火⑨之馀，因散绝残脱之经，以及传记百家之说，区区⑩掇拾，以集著其善恶之迹、兴废之端，又创己意，以为本纪、世家、八书、列传之文，斯亦可谓奇矣。

然而蔽害天下之圣法，是非颠倒而采摭{11}谬乱者，亦岂少哉？是岂可不谓明不足以周万事之理，道不足以适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难知之意，文不足以发难显之情者乎？

夫自三代以后，为史者如迁之文，亦不可不谓隽伟拔出之才、非常之士也。

然顾以谓明不足以周万事之理，道不足以适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难知之意，文不足以发难显之情者，何哉？盖圣贤之高致，迁固有不能纯达其情而见之于后者矣，故不得而与之也。

迁之得失如此，况其他邪？至于宋、齐、梁、陈、后魏、后周之书，盖无以议为也。

子显之于斯文，喜自驰骋，其更改破析刻雕藻缋{12}之变尤多，而其文益下，岂夫材固不可以强而有邪！

数世之史既然，故其事迹暧昧，虽有随世以就功名之君，相与合谋之臣，未有赫然得倾动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