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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统头子徐恩曾（第10页）

徐恩曾急忙派手下大将顾建中再查孙凤鸣的尸体，从中寻找线索。

顾建中胡诌什么孙的衣着式样和质料，是广州、香港最流行的，这证明凶手是南方来的；凶手脚上有中过枪弹的痕迹，证明凶手是军人出身；凶手伤疤上绑有一块红布，证明……至于从何下手破案，仍然茫无头绪。

后来他们查出为孙凤鸣办记者证的是晨光社的采访主任贺坡光，贺曾在上海教育界工作过，便顺藤摸瓜千方百计追查贺的下落。

因为事件万分火急，徐恩曾专门给顾安排一架飞机飞上海，并再三叮嘱顾建中，要不惜一切代价，采用一切手段，宁枉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可疑人。

还限他三天破案。

与此同时，徐下令上海、南京、京沪沿线以及南京附近各县的特务走卒，实行全体总动员。

还通过江苏省主席陈果夫，把他所属的地方保安团队、保甲组织和警察之类，也一齐动员起来，配合行动。

顾建中在上海，把所有与贺坡光有过来往的人，包括一切亲戚朋友，不论远近亲疏，只要沾上边的，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列入嫌疑之列，予以逮捕，严刑审讯，吊打、坐老虎凳、火烧脊背等等，无所不用其极。

因体力不支而晕倒的、致死的、致残的，因受刑不过而胡乱供认的，什么都有，但问题不得落实，二百多人就一个不放，继续刑讯。

后来从一个线索中得知，贺坡光是江苏丹阳人，那里有他一个寡嫂。

徐恩曾便从南京另派一批特务赶去追查，得知贺坡光确曾来过他寡嫂家，已于前一天他去。

在特务们继续跟踪之下，贺坡光终于被抓到。

经过多方调查，反复审问，徐恩曾、顾建中拿出的审查结论是：主谋为陈铭枢，是陈指使贺坡光，通过收买要钱不要命的亡命之徒孙凤鸣执行了对汪精卫的谋杀。

即使当时，人们对这个结论也有很多怀疑，比如，孙凤鸣命都不要，要钱做什么？说他要钱，可是他家里的景况相当窘困，搜遍他的全身，也只有毫洋六角，钱到哪里去了？贺坡光和陈铭枢是什么关系，是怎样发生的联系？……徐恩曾的结论回答不出来。

至于孙凤鸣等为什么要杀蒋介石、汪精卫？仇恨从何而来？他们则根本不敢接触。

尽管如此，总算拿到了一个与孙凤鸣有关系的人，也就稀里糊涂地说“案情大白了”

，特别是给蒋介石解了围，使陈璧君等不能说是蒋介石加害于汪精卫了。

这不仅使蒋介石转怒为喜，而且使蒋介石对徐恩曾更加宠信了。

于是，在蒋介石导演下，在国民党的一个会议上，让徐恩曾登台讲话，做所谓“破案经过”

的报告。

徐恩曾既然捞到了机会，便绘声绘色地大吹大擂了一阵，也博得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们一阵又一阵的喝彩掌声。

但是这时徐恩曾并没有在报告中提陈铭枢的名字。

此后，在接下去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第一是由于蒋介石的“钦定”

，第二是由于徐恩曾确实抓到了贺坡光，第三由于有二陈的“组织保证”

，徐恩曾以很高的票数当选了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

接着，什么“东方福尔摩斯”

之类的赞誉，被徐恩曾的狐群狗党、徒子徒孙们很是叫唤了一阵。

可是刺汪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包括中统、军统在内，国民党始终没有真正弄清楚，实际上也不愿意真正弄清楚。

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从1937年4月25日起，连续8天发表《刺汪宋（指宋子文——笔者）案判决书内容》，共18000字，把与刺汪事件毫无关系的原十九路军离队军人余立奎充当主犯，和张玉华、贺坡光一起判处死刑；把与刺汪案同样毫无关系的海员周世平、炊事员胡大海也各判12年徒刑。

而对事件的真正策划者、组织者华克之，虽悬赏重金10万进行通缉，却始终没有捕到。

这对因“侦破刺汪案”

而升官，被吹嘘为“东方福尔摩斯”

的徐恩曾这个特务头子来说，实在是莫大的讽刺。

多年后，年已耄耋的华克之老人发表了他的有关回忆，刺汪事件的主要人物是华克之、张玉华（原名张维）、孙凤鸣（原名孙凤海）、贺坡光（原名贺少茹）等几位血气方刚的爱国青年，他们痛恨蒋介石汪政权丧权辱国媚外亲日，坚持内战荼毒人民，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为了拯救国家、民族于水火，为了给革命扫除障碍，在一时找不到其他道路的情况下，便采取了这种五步流血的方式。

他们刺杀的首要目标是他们眼中的最大暴君蒋介石，因蒋介石不在场，才刺杀汪精卫。

只是因为孙凤鸣所用的手枪是四寸六响左轮，弹力太小，以致汪精卫虽中弹3发，又非要害处，才未毙命，华克之等的行动，确曾得到陈铭枢、李济深和许多有志之士的支持。

抗日消极，反共透顶，派特务混入延安，伺机进行暗杀。

1942年破坏中共南方工委，逮捕廖承志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爆发。

蒋介石在南京召开最高机密会议，计划组织抗日大本营以应付局势，因为他担心对日正式宣战，会失掉以后和谈、妥协的可能，便又保留了军事委员会的名称，只接受孔祥熙、宋子文紧缩开支以充军需的建议，把国民党中央党政机构加以裁减，并入军事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