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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戴笠和宪兵司令部为了交通检查问题,因配属在各地交通检查所的宪兵不听指挥而闹翻了脸。
戴笠抢先向蒋介石报告,想借机会把宪兵抓过来,便把几年来军统在各地搜集到的宪兵的不法材料一古脑儿搬了出来,写成一两万字的长篇报告。
担任抄写这份报告的文书科科员郭子良,因为抄到半夜还没抄好,身体实在支持不了,便去睡一下。
戴笠一大早便亲自来拿,找不到郭子良,立即叫警卫从寝室床铺上把郭拖了起来。
戴笠一问,报告还没抄好,气得拿起棍子要打郭。
毛人凤连忙说:“是我要他去休息一下,上午一定抄出来。”
戴笠一听便打不下去,转过来骂毛人凤糊涂,不知轻重缓急,误了他的大事。
当戴笠一走,毛人凤马上对郭说:“你去睡觉,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几乎出大问题了!”
郭子良感激涕零,向他表示谢意。
类似这样的事是很多的。
毛人凤遇到这种情况,总是先由他承担下来,事后他总要找个机会,用直接或间接的方法,使对方了解是他帮忙,才使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因此,不少人对他越来越表示好感。
毛人凤当时不但在军统中能忍耐,就是在外面也不耍脾气。
有一次,重庆稽查处长何龙庆邀他去第一书场看川戏,占了一排最好的座位。
后来来了几个空军飞行员,毫不客气地挤了过去,遂与何龙庆发生冲突。
双方均骄横惯了,都不肯示弱,便大打出手,毛人凤始终保持他那副态度,结果何龙庆挨了一顿打,他只挨了一顿骂。
回来后,他便告诉别人,要不是能忍耐,说不定也挨了几拳头。
他对此事很注意,并常常拿这件事劝告别人,要能忍耐,才不吃眼前亏。
在抗日战争期间,毛人凤那种等待机会的精神,当时也为一般大特务所不及。
他在军统局局本部大礼堂对面那间小楼房内,安心地等了几年。
那是一间一丈五尺左右见方的办公室兼卧室,比一般处长们的办公室都不如。
他整天守在那里,批阅数以百计的公文,一直到半夜才能休息。
他身为代主任秘书,生活朴素,每个科员都可以随时去找他解决问题。
当时像军委会别动军司令周伟龙,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副处长张炎元,兵工署稽查处处长张师,特务总队长张业、王兆槐等人,都是军统的元老,每去见他,他总是非常客气地接待这些人,并照例先和他们开开玩笑才谈问题。
他和张炎元在一起时,两人总爱学几句半吊子的上海话,胡扯一顿,等别人走了,才谈正经事。
戴笠在重庆时,经常亲自主持在军统局局本部的中午汇报,一些处长主任们老是提心吊胆去吃那顿午饭。
毛人凤也照例要参加。
每遇到戴笠还没去的时候,总是由他首先开玩笑,听到戴笠下楼的声音才停止下来。
遇到戴笠不能参加而事先打电话告诉他的时候,他便故意慢一点去,一进门便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戴先生今天有事不能来,大家痛快吃一顿吧!”
这时全场皆大欢喜,空气立刻变得活跃起来。
特别是遇到戴笠到外地办事改由他来主持这顿中午汇报时,更显得轻松愉快,总是由他带头来点第二天的菜吃,办伙食的也更卖力,把每顿午餐办得特别丰盛。
他一坐下来,除了简单谈谈工作外,绝大部分是天南地北地乱扯一顿。
因为他不像戴笠兼差那么多,私人活动也忙,对军统工作常常不接头,他是整天在军统办公,大家可随时找他联系,所以情况非常明了,用不着在吃这顿午餐时来多花时间谈问题。
所以大家对他主持中午汇报都自始至终充满欢乐的情绪,无形中也日渐对他产生好感,他也从不肯放过这种拉拢人的机会。
当时军统局在重庆掌握的公开单位很多,局本部各主管部门的负责人员常常借口视察工作,乘机找油水,每次总有不少好处可得。
许多公开机关领导人常常请他去视察,他总是说:“我不是单位负责人,只是内勤部门的帮手,我没有必要,也不便出去视察。”
军统在重庆的许多特训班的副主任给他安排了“精神讲话”
的课目,他也婉言谢绝,说自己没有资格作精神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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