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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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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从没帮过母亲提过一次重物。

我幼年时，母亲出过远门吗？几乎没有。

她除了在家里，就是在造船厂，有好几个周末她挑一担船厂分给职工的木柴，气喘吁吁从江边爬上山坡来，但我没帮过她一次。

她迈进六号院子大门，进堂屋后，她搁下木柴，手握着扁担站着，正好逆光，母亲变得陌生，她的腿奇粗，肩加宽，背开始驼，头发混着汗遮住半张脸，故意看不见我。

在我出国后，母亲总在我回重庆看她的时候，与我睡一床。

母亲熄了灯，借着窗外光线，与我说着话。

她的话像春日细雨，绵绵不断。

她说那年春节前父亲与浙江老家的亲弟弟相逢，是大半个世纪唯一的一次。

父亲1939年在老家被国民党军队抓了壮丁，行军经过十一个省，最后部队撤离时，他做了逃兵。

父亲在重庆船运公司做了水手，在长江上走过多少来回，却从未返回家乡。

后来眼睛瞎了，回家乡也没有用了。

父亲那年八十一岁，叔叔七十六岁，在重庆南岸，临江而立的白房子里，他们度过了半个月。

分手时，两个人抱头大哭。

母亲在一旁看着，也掉泪。

我活到这个年龄，从未见父亲哭过，他与叔叔的语言用哭表示，江水在那时清澈，河床枯干，拿一块木板，就可以轻易地游过长江。

母亲说的是1998年，我已三十六岁。

我喜欢会哭的人，但我不喜欢父亲哭。

父亲哭，心里装满了秘密和委屈，连亲生弟弟也不能说。

对母亲何尝不也是一样。

父亲病退回家之前，既是船长，又是领江。

他开过最大的一条船，是客轮，从重庆到上海。

那次本可接近家乡浙江，但船过三峡，就不让前行了。

一船人被整顿检查，他们要父亲交代1949年共产党解放重庆时他替国民党军队押送军火之事。

父亲说，他是被抓着枪逼着干的。

“那你宁肯光荣牺牲，也不必干。”

负责整顿的人说。

父亲受到处分，由客轮调到货轮，开长江上游一带。

但并未放过他思想改造，整顿的人要他检举还有哪些人，当年也给国民党军队开船运军火？

父亲说，记不得别的什么人。

整顿的人说父亲包庇人，罪加一等。

父亲气得没吃饭，本就缺乏营养他眼花，连日连夜加班，父亲双眼冒金花，从船上掉下江，救起来后，被送入离宜宾最近的县区医院。

父亲与护士认识了。

她有个孩子六岁，丈夫到农村搞调查，饥饿加上得病死了。

母亲与我生父在山上，刚下班，身上头发全是汗，母亲用毛巾擦脸。

他们还不是情人。

母亲说得请假去看丈夫，终于收到了父亲请人拍的电报，他出事了，头摔坏，医院检查出眼睛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