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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统头子戴笠的继承人毛人凤（第7页）

他高兴异常，立刻换衣前往，回来还津津有味地向同僚谈到蒋介石见他的情况。

以后蒋介石时常在戴笠出门后找他，他也渐渐习以为常，不那么感到紧张了。

蒋介石对毛人凤的看法，一直到戴笠死了的时候，都只把他看成是一个守成有余、老练持重的内勤人材。

因为几年间在戴笠出门时，他没有敢向蒋介石提出过自己对工作的意见，而只是为戴笠转送报告，并把蒋介石的指示转告戴笠。

所以等到戴笠死后，蒋介石决定以当时正在北平军调部工作的郑介民继任时，还一再当面叮嘱毛人凤要好好帮助郑介民，当初也没有要他继承戴笠的表示。

但毛人凤的作法，却慢慢不同起来。

这一方面是由于郑介民很忙，军调部的工作已使他感到头痛，同时他一向少过问军统的工作，自己又没有大批干部，自然渐渐把领导军统的工作转到毛人凤身上来。

毛人凤能进一步取得蒋介石信任的主要原因，是他善通人意，懂得如何迎合蒋介石的心理。

戴笠在世的时候，蒋介石非常信任他，甚至也少不了他。

但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已感到戴笠兼职过多，特别是从他和美国发生关系后，野心越来越大，美国公开答应支持他搞海军，使他不能专心致力于军统特务工作，而感到不很满意。

这些话是唐纵在戴笠死后有次在军统局公开向毛人凤和几个处长级的大特务谈出来的。

军统迁到南京不久，还在马台街22号办公的时候，毛人凤经常和亲信下属在闲谈中谈到戴笠的私生活和戴笠对付一些军政首脑的作风。

毛人凤对过去军统内部工作了如指掌，但戴笠在外边的许多情况他又不能完全了解。

有时许多外勤负责的大特务们在谈到戴笠在世时许多独裁的情况，特别是使许多人感到不满意的问题时，毛人凤总是问得很详细，别人以为毛人凤准备给戴笠写什么传记一类的东西来纪念戴笠，谁也没有料到他是为了自己取得蒋介石的信任而做准备，避开戴笠的缺点，为自己往上爬作借鉴。

毛人凤能够自己提笔写东西，许多重要报告，总是仿照戴笠亲笔书写送给蒋介石。

他有一个保密的习惯，当他在写东西或批阅文件时，遇到有人去找他谈问题，便把卷宗盖起来，把笔搁下，笑嘻嘻地和人接谈。

除了一般性的例行公文，他极少当着别人面前批阅，因此他暗中搞些什么，很不易为人所了解。

他为了向蒋介石表示自己比戴笠更忠实，便抓住戴笠最大的一个弱点来做文章。

因为到抗战末期，戴笠所兼的公开职务已有不少，加之胜利后野心越来越大，已引起蒋介石的不满。

戴笠如果不死，蒋介石也不会将全国的警察领导权交给军统。

为了掌握全国警察的领导权，蒋介石没有接受戴笠推荐的人选，而亲自委派首都警察厅厅长和上海、北平等大城市的警察局长。

蒋介石还曾召见李士珍，并叫侍从室研究李士珍提出的十年建警计划等一系列措施。

从这一系列的事情都不难看出，蒋介石是不愿戴笠兼职过多的。

毛人凤便选择了这一点来表明自己的态度，没有任何野心，自然能讨得蒋介石进一步的信任。

有一天，毛人凤见了蒋介石回来，非常高兴地找了几个平日与他最接近的人一起谈话，他津津有味地谈到，今后要使军统工作“专业化”

，不主张搞秘密工作的大特务们再去兼任与本身业务无特别需要的公开职务，要把公开机关与秘密单位划分他还说，不准军统大小特务私自兼营商业，过去搞的生意都要停止。

以后除了由保密局办的“三有公司”

外，个人均不得以任何方式和用亲人的名义去入股经商，一经查出，便以违犯纪律论处。

他还谈到，今后在工作上不能对外徇情，要求所有特务一心一意为蒋介石尽忠。

从那以后，在保密局外勤站长的调整中，开始将一些兼有公职的大特务站长的职务免去。

许多特务在胜利后都在偷偷搞投机生意，戴笠在世还有所畏惧，戴笠死之后，这些人几乎把军统工作放在次要地位，而主要是抢劫敌伪物资和大做投机生意。

毛人凤针对这些问题来讨好蒋介石，自然引起不少人的反感。

许多人在背地里谈论开来，都认为毛人凤不主张特务多兼公职是由于他自己的出身关系。

他没有军校的学历，公开职务也只当过县政府的秘书，所以他在抗战胜利前，军统内勤特务都急于搞任官任职的手续时，他却不愿搞。

因为他尽管平日也说过他在黄埔四期住过几天，以后便离开了，想以此说明自己也是黄埔学生，但谁也不承认他这一关系，他也不能利用这个出身。

同时他老婆做的生意不少，当然用不着他来出面了。

其实他那种讨好蒋介石取得信任的方法，连他自己也不能做到，一些规定不久也陆续改变了。

如新提拔起来的一些省站站长，都是他认为最忠实可靠的特训班毕业学生，像重庆站长吕世琨、贵州站长钱霁林、西康站长董士立等，都是临训班毕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