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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统大佬级人物唐纵（第11页）

于是唐纵从这年春天开始就作准备，由于蒋介石的军队一再惨败，人员召不齐，这个会也随之烟消云散。

对于拥护中共的民主党派和反蒋人士，唐纵也是运用警察权力，尽力进行迫害和打击。

1948年云南人民在中共和民革的领导下，到处发动武装斗争，唐纵对此异常注意，曾三令五申叫云南警保处长邱开基动用一切权力，配合中央驻滇军队把云南人民武装部队消灭掉，不能让这个大后方不安宁。

邱开基在保密局云南站召开的公秘单位会报上，多次提出请求，希望云南站和其他在云南的军统组织尽力协助他完成这一任务。

但是唐纵对邱开基很不满意，认为这个人干劲太差，没有做出一点成绩，甚至连情况都摸不清楚，终于将其撤换。

在遣送中共代表返回延安不久，蒋介石又宣布解散民主同盟。

唐纵的嗅觉很灵敏，早在蒋介石正式宣布解散民盟之前，就先密集各省市警察机关严密监视各地民盟组织的活动，并切实做好关于取缔民盟的各项准备。

当唐纵叫秘书拟好这个密令时，副署长酆裕坤还向他建议暂缓发出，以免影响到对民盟的拉拢，因为这时蒋介石正在要张群、吴铁城等拉拢民盟的某些领导人。

但唐纵的回答是：一定不会有结果，务必趁早叫各地作好准备，等到公开宣布解散的时候，一些人又会转入地下活动，那时困难就多了。

隔了几天，唐纵又拟出取缔民盟的一套办法，要求民盟成员登记自首，并规定只要向警察机关自首登记后，不再参加民盟活动，便可不再视为民盟成员政府可予保护，如果拒不登记而继续进行活动时，即以不遵守宪法及违反“动员勘乱实施纲要”

予以取缔，情节重大的立即拘捕。

蒋介石正式宣布取缔民盟后，唐纵便大吹其牛，说他早有预见，能抢先一步作好各种准备工作。

他说：“这就是为领袖担扰分劳。”

据说，蒋介石对此非常满意。

有人曾好奇地问过唐纵，像这类问题，要是没有看得准，是不是会闹出乱子来？因为一方面拉拢，一方面又准备取缔，这不是增加麻烦，给别人一个借口吗？他笑着回答说：“问题不是这么简单。

这种措施，不但不是增加麻烦，而是有利于工作。”

他说，这是对民盟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就范。

反正是两条路，要么跟国民党走，要么跟共产党走。

先给他们一点压力，跟了国民党之后，彼此也不会有什么不愉快。

如果拉不过来，也早已作好取缔的准备工作，以免临时手忙脚乱，这叫“制敌机先”

之法。

后来据毛人凤说，并不是唐纵有什么高明的地方，也不是他有胆量敢先来这一手，主要是从蒋介石身边的许多人口中先了解到拉拢的工作没有办法做好，一定会弄到取缔这一步，唐纵由于先了解情况，才敢抢先来了这么一下。

要求警察总署做到“不浪费一文钱，不浪费一个人”

，却在人事问题上一直吃力不讨好

唐纵任署长两年多的时间里，对警察制度和法规等搞了一些名堂。

在解放以前，警察对违警罚款最感兴趣，罚款越多，好处也越多。

但抗战期间物价飞涨，法币不断贬值，民不聊生，连靠罚款增加收入的警察官员们也叫苦连天。

根据国民政府原来的规定，违警罚款最高额为30元，超过这个数目，警察机关算“违法”

。

这种罚款数目是抗战前规定的，抗战后法币不断贬值，各省市县的警察机关将这项罚款各自为政变相提高，有的按银元折算，有的罚实物或按实物折价，一直没有一个全国统一的合理规定。

警察部署刚一成立，各省市警察机关纷纷请示，要求制订统一的罚款办法。

有些省市的警察局擅自折合银元或按实物折价的罚款办法，又遭到各省市参议会的责难，没法继续行使下去。

唐纵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理只好采取拖延的办法，复文措辞也很含糊，只说正在拟具统一办法中，但直至国民党退居台湾始终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

唐纵一上台就叫嚷要制订一套统一的警察法规和制度，可是人们能看到的只是制定统一的警察服装。

据他说，这是由简入繁，先从仪容着手，慢慢再进一步制订一些有关根本性的条例。

唐纵认为任署长后的得意之作，是举办全国警官登记和制定统一的指纹制度，以及推行警员制与修定警察法规等。

但举办全国警官登记的工作搞了两年多，直到国民党退居台湾，始终没有能够全部完成。

许多边远省市对这个工作一直拖延未办。

唐纵对统一全国警察机构的指纹工作，曾请过不少所谓“专家”

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