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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 巩（第7页）

。

既然史书编写的目的是使后代君臣能以史为鉴，去奸佞、远小人，推行正确的治国方略，建立清明的政治，那么史家的水平、素质和作史动机就显得尤为重要。

由此看来，萧子显根本就不具备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所应有的基本素质。

曾巩在综论历代史家、史书优劣得失的基础上，义正辞严地说，一个优秀的史家应该具备四个基本的条件：“明”

“道”

“智”

“文”

，即识见、思想、才智和文采。

“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

。

但作者却没有由此而直接转入对萧子显和《南齐书》的批判，而是进而举出历史上优秀的史书和优秀的史家为具体的事例。

他举出《尚书》中的《尧典》《舜典》作为例证，认为这些儒家经典的作者才具备这样四个条件。

而历代以来，并非所有的“任政者”

都是圣哲贤士，“执简操笔”

的史官也非都是“圣人之徒”

，史书出现谬误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所托不得其人”

，所以即使连《史记》也有许多“蔽害天下之圣法，是非颠倒而采摭谬乱”

之处，这是因为司马迁也不具备上述四个条件，才会有这样的失误。

现在看来，虽然他对《史记》及其作者司马迁的评价显然有失偏颇，但曾巩所提出“良史”

的四个条件，应该说是非常有道理的，因而也得到后世学者的充分肯定。

从文章结构上来说，本文承续了曾巩一向的绵密周匝的文风，值得细细品读。

开头借对萧子显的《南齐书》进行批评，来展开关于良史标准的讨论，以极简略的笔墨介绍《南齐书》的篇目，然后立即指出，南齐短短24年的历史，“江淹已为《十志》，沈约又为《齐纪》”

，说明萧子显《南齐书》的编撰背景和意图，目的是由事及议，引出全篇议论。

而后展开议论，提出史书编撰的目的是为了以史为鉴，是有益于国家社稷的观点，并分析史书失实的原因是“所托不得其人，则或失其意，或乱其实，或析理之不通，或设辞之不善，故虽殊功韪德非常之迹，将暗而不章，郁而不发，而祷杌嵬琐奸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掩也”

。

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作为“良史”

的标准，同时也文章末尾对其作者进行批评的伏笔。

可谓是入木三分，气势磅礴，环环相扣，一气呵成。

后人评论

张伯行：“南丰推本唐、虞二典，抉摘史家谬乱，而结之以明夫治天下之道，直为执简操笔者痛下针砭。”

（《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十四）赠黎安二生序

赵郡①苏轼，余之同年友②也。

自蜀以书至京师遗予，称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

既而黎生携其文数十万言，安生携其文亦数千言，辱以顾予。

读其文，诚闳③壮隽伟，善反复驰骋，穷尽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纵，若不可极者也。

二生固可谓魁奇特起之士，而苏君固可谓善知人者也。

顷之，黎生补江陵府司法参军④，将行，请予言以为赠。

余曰：“余之知生，既得之于心矣，乃将以言相求于外邪？”

黎生曰：“生与安生之学于斯文，里之人皆笑以为迂阔⑤。

今求子之言，盖将解惑于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