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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饭局,有特别讲究,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有着长幼尊卑的排序。
首先讲究的是宴会地方的选择。
官位越高,地方越隐秘,场面越大,地方一定要选最热闹的酒店。
其次就是入座的规矩,官最大的坐主位,其他按照职位高低依次左右排列,越接近主位的人,越是与之最亲近的人。
我跟在黄山部长的屁股后上楼,看着他地中海般的头顶想笑。
当官的人,大概用脑过度,秃顶的多。
黄山部长身形矮胖,后颈拱着几块肥肉,显得命大福厚。
邓涵宇像条哈巴狗一样亦步亦趋,喋喋不休地汇报水泥制品厂的情况,捎带着表扬自己工作能力,不动声色地带着黄部长的思绪走。
水泥制品厂原来是县属企业,是黄山当年审时度势的产物。
当年的县氮肥厂在国外进口肥料的冲击下,差点就要全军覆灭。
氮肥厂是全县最大的企业,关系着全县几十万亩土地的出产。
氮肥厂只要不生火,全县的经济和人,都会惶惶不安。
眼看着外国肥料攻城掠地,氮肥厂生产出来的碳铵尿素卖不出去,黄山当即从氮肥厂抽出一部分工人,组建了县水泥制品厂。
建厂要地方,县里就与城关镇达成协议,城关镇出地,拥有水泥制品厂的土地归属权。
县水泥制品厂独立经营使用三十年后,连厂带土地归城关镇所有。
水泥制品厂成立后,主要生产预制板构件,恰逢经济活泼起来,不管公家私人,开始大兴土木,生意也就随着火爆,大有取代氮肥厂地位的趋势。
这样过了几年,城关镇看着水泥制品厂赚得盆满钵满,无奈协议在先,自己半口也吃不上,就出了个主意,三日两头断他的电,有时候搞得材料刚成型一半,一断电,就全部损失,又找了一些农民,说水泥制品厂的污水害得自己的田地板结,种不了庄稼,污水流到水塘里毒死了鱼,经常去堵他的门,或者拦着路不让运送材料的车进来,也不让拉产品的车出去,把厂子孤立起来像座孤岛。
厂长受不了,找城关镇书记、镇长要解决问题,书记和镇长不是避而不见,就是推三阻四,只好去找县委,刚好黄山调到衡岳市去了,其他人根本就不愿意管这摊子事,最后没办法,氮肥厂原班人马撤回去,厂子移交给城关镇,象征性地给氮肥厂付了几万块钱了结。
这件事的主要策划人就是邓涵宇,当时邓涵宇还不到二十五岁,刚任了城关镇的副镇长。
而水泥制品厂易手的事,到现在还瞒着黄山部长。
要说对水泥制品厂的感情,无人能取代黄山部长。
这个厂是他一手扶持起来的,就好像自己的孩子一般,只希望健康长大,打死也不愿意它半路夭折。
恰恰就是邓涵宇,把好好的一座水泥制品厂,改头换面,随了他城关镇的姓。
就好比一个孩子死了爹,他母亲改嫁跟了别人,孩子跟过去,不得不随新父亲姓一样。
给何至书记接一凡的酒宴摆在招待所最好最大的房间,百来个平方的房间就中间一张硕大的桌子,屋里站着几个服务员,双手交叠搭在胯间,随时听从指挥。
何至微笑着在与关培山书记说话,由于一脸的络腮胡子,他的笑就显得无比狰狞,让我忍不住想笑。
黄山部长走快几步,对何至说:“书记,我去了一趟水泥制品厂,有事想汇报。”
何至笑笑说:“黄部长,你管干部的领导,怎么想起去管企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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